关文与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运作——以新获吐鲁番文书为中心

本文首先对吐鲁番新发现的《唐永徽五年至六年（654-655）安西都护府案卷为安门等事》文书进行了细致解读,并由此出发,清理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与关文有关的文书,特别讨论了关文的成立与用印制度之关系、关文所反映的录事司与各曹关系,以及县衙各司之间关文的使用情况。我们相信,对关文格式与运行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唐代地方政府内部政务运行机制的理解．     

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历史学家公认的国共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国共之间的内战,为两党第二次合作铺平了道路,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一方面可加深对1930年代苏联对中国影响的理解,同时亦可深化人们对太平洋战争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认知.①     

对西藏清代藏银铸币衡制与成色的疑问

衡制、平色是研究金属货币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清代西藏银币是否采用统一的货币计量衡制与平色说法不一。一说清代两藏地方政府铸造银币衡制均为中央库平,“两藏钱币自始至终所使用的衡制,与中央完全一致”。     

姜堰市政府为农民编纂村志拨专款

江苏省姜堰市第一部由农民写、写农民、为农民的村志初稿《走进坡岭》于2006年3月15日问世,姜堰市政府专门拨款5万元,用于该书的编纂出版。这部村志初稿由姜堰市梁徐镇坡岭村原党支部书记郑应松执笔,在姜堰市史志档案办公室指导下,三易其稿,历时两年半完成。[第一段]     

忽然想到 之四

一中国一年花费于吃喝的公款有多少?说不清。报上有的说一千亿,有的说两千亿,也有说三千亿,还有更多的。其说不一,可见未有精确统计,不便援引。但政府并没有公布准确的数字,只好姑妄听之。大道不畅,小道飞扬,这是规律。如果国家统计局能每年公布一次全国政府部门的接待费用,以正视听,或许就不会言人人殊了,或许也可以让百姓知道他们纳     

我所了解的牛得草

1982年春,牛得草率鹤壁市豫剧团前往牡丹盛开的山东省菏泽市演出。当时,我在鹤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任文教秘书,随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宋华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奉提等领导同志,去菏泽看望剧团的演员,因而有机会与牛得草相识。1984年,我被任命为市文化局副局长,分管文艺工作,对牛得草有了更多的了解。[第一段]     

在《新疆通志·政务志·政府》首发暨第二轮编修启动仪式上的讲话

(2007年7月17日)同志们:《新疆通志·政务志·政府》(以下简称《政府志》)的编纂历时多载,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政府办公厅的高度重视下,在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通过修志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辛勤劳动,今天正式出版发行,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这里,我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向所有支持、参与《政府志》编修工作的部门、专家学者以及修志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政府志》作为新疆历史上第一部政府志书,纵跨历史两千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集史料价值、学术价值为一体,…     

多党合作的一面旗帜——记第五、六届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崇淮教授

李崇淮,1916年10月生,现年90周岁,江苏淮阴人。1949年加入民盟,1950年加人民建。1988年起连任第五届、第六届民建中央副主席,现任民建中央名誉副主席。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85年起连任武汉市政协第六、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该院直属江苏省政府领导,是全省唯一的、综合性的农业科研机构。主要任务是:针对国家和江苏省农村经济与科技发展目标和方向,开展农业应用、农业开发、农业宏观政策研究,同时开展科技示范和科技服务工作,为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成果保证和技术支撑。     

国家起源的理论

千百年来,国家起源一直是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霍布斯、卢梭、弗格森、孔德到摩尔根、马恩和列宁,都有过经典性的系统论述。时至今日,在新资料、新方法、新技术的支持下,在吸收过去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国家起源更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三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国家文明起源)之一,并且产生了很多既有实证性又有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卡内罗在这篇经典文章中,对当今各种理论流派做了比较详细的概括总结。就他自身而言,是持强制论或者说战争论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国家兴起的主要动力。他甚至认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都毫无二致地证明战争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兴起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他也认为,战争并非国家起源的唯一因素。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国家的兴起还需要一些特殊条件,经过一些具体的过程,例如自然的限制、社会的限制、资源的集中、政治的演化等等。卡内罗的战争论虽然是一家之言,但由于它对历史的继承和现实的尊重而有巨大的合理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文明起源研究有重大影响,而且今后仍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文写作于1970年,从时间上看观点已显陈旧,但是作为国家起源理论的一种重要流派,仍然值得介绍和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