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戏院建筑衍变及其公共性价值

近代上海戏院建筑作为公共娱乐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展示新的消费时尚和生活方式的平台,在解决大众娱乐消遣的同时,更为女性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文化繁荣提供契机。本文通过对上海近代戏院发展衍变的回顾及其公共性价值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近代上海的都市环境特色和民众生活方式,一窥近代上海的浮华画卷。     

解密红色电话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一部小小的红色电话,承载的已经不仅仅是通话的功能,更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在中国,有哪些层级的人有资格使用红色电话？大国领导人之间如何使用红色电话通话？     

晚清至民国时期陕西基督教宣教区研究

功能文化区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区类型,目前在我国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并没有受到重视。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域分布多以形式文化区,或是感觉文化区的形态出现,很少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功能文化区。本文则通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陕西基督教宣教区进行个案研究,指出以功能文化区形式出现的宣教区,其空间结构特征,一方面受制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地域格局,另一方面,则与各差会在陕西发展的历史过程与权力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评迈内克的“国家理由”研究和马基雅维里的国家权力学说

本文主要评述历史学家迈内克在研究国家理由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历史道德理想主义特点。正是这种理想主义导致迈内克对马基雅维里国家权力等思想的论述失之偏颇。因此,完整地分析、理解马基雅维里国家权力等思想的结构,这不仅对理解马基雅维里的国家理由观,还对理解学术界的各种国家理由批评有所裨益。     

《民间文学的女性研究》

洪淑苓著,（台北）里仁书局2004年2月出版。本书透过与女性相关之历史传说、爱情故事、回娘家歌谣、七夕诗文与节日习俗的考述。     

王选中国造

王选,北京大学教授。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引发了中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的一场技术革命,被誉为“当代毕升”。1992年,又研制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先后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中国专利发明金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特等奖等众多奖项,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文字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电子出版新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方正集团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     

彭真像读毛主席语录那样读宪法

1985年间,我多次参加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会议,与他多有接触。每次开会之前,我熟识的那位大姐（会议秘书处长）都要向彭真递上《宪法》单行本。彭真在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都要郑重其事地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那铿锵的声音,试图给与会者以法律至高无上的信念和信心,然后才开始他的各种切中时弊的宏论。     

制约缺位：苏联政体的陷阱——陈独秀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

陈独秀晚年对前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过冷峻的思考.他的结论是: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斯大林对民主的粗暴践踏,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个人心术特别坏",而在于政体存在严重弊端--最高统治者手中的权力缺乏起码的制约;是独裁制造就了独裁者,而绝非相反.陈独秀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是独到的,具有前瞻性的.他明确地告诫人们: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民主政权",离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还差十万八千里;不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文明机制,不搭建权力分立、监督、制衡框架,不真正确立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言论自由等等具体的制度和程序,社会主义民主必然有其名而无其实,个人集权专断的悲剧便难免重演!陈独秀晚年的这些思考和见解,不仅在20世纪已经得到了验证,在刚刚迈入门槛的21世纪,依然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民国女杰——郑毓秀

清末民初的中国,处在一个多事之秋,不但在政治体制上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传统中国妇女的地位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近代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在解放妇女方面所作的宣传倡导和实践,像一股清风、一泓碧水,给纤细沉闷的女性世界注入了活力。女学的问世,各种维新报刊的出现,使一     

政治和法治的钟摆——以国家观念(文化)史为视角

法治是人类经过长期的探索,才得以确立政府应该负责的一种信念。历史上,法治从对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承认发展而来。国家在认可个人的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同时规定了对自身的基本限制。西方现代法治进一步延伸了宪法控制政府行为的观念。法律制定是国家权力的明显体现,而被制定的法律是国家政策转化为行动的中介并对整个政府行为均具有约束力。这意味着政府当局不能采取任何与议会或宪法相抵触的行动,意味着法律优先于任何的、所有的其他政府手段,受到立法机关法律的、政治的首要性的支持。借助国家观念史的演进历史来分析,可以说明政治和法治的钟摆始终是在回答为什么必须使用国家权力,然后才是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即权力守法)这两个问题所代表的倾向之间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