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秦史三考

我国文学界对秦史在春秋时代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尚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本文作者从大量的史料出发,对其中关于泰国哪位先公迁滑的史事,泰国“西新邑”究竟在何处,以及周六史俗所谈周、泰关系演变的形势包括怎样的内涵等,分别进行了考证,得出自己的结论。     

清代前期奏销制度与政策演变

奏销制度是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清代的奏销制度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既借鉴、承袭了前朝的某些规章 ,又在新的政策指导规范下有所修改补充。本文在叙述奏销行政组织职能与奏销程序的基础上 ,主要对常规奏销制度和战时奏销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策演变做系统探讨 ,以期明了清代前期钱粮奏销的程序和运作特点 ,及制度与政策、财政与吏治的相互关系。     

清末新政与奏折制度变迁

庚子事变爆发后,两宫西逃至西安,军机处奏准全面暂行改题为奏,接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了暂行改题为奏方案。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清廷颁布废除题本、改题为奏上谕,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执行办法。改题为奏之后,外省奏折数量大增,加重了皇帝处理折件的负担,并导致一些不良后果。宣统二年,宪政编查馆提请各省循例具奏事件改咨各部,得到了摄政王的部分批准。随后,在内阁官制的拟订中,奏事权问题成为重要的争议点。宣统三年下半年,责任内阁成立后,与各部酝酿重要事件须经阁议,并缩小各部具奏事件范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内阁成立,更是垄断奏事权,清朝皇权名存实亡。清末新政的迅速推进,导致奏折制度的快速变革,甚至动摇了皇权的根基。     

漫说史源调查(代导言)

本专栏收录8位青年学者的研究论文,时间跨度从南北朝至明代,涉及史料体裁包括了官私史著、文集表奏、碑刻墓志等,虽考察对象不一,切入角度各异,基本都是以史料的文本辨析为手段,以探究史源、明晰流变为旨趣,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历史文献研究的新取向。一、采摭旧文:传统史籍中的源与流重视史源,强调史料文本的原始性与可靠性,是当今文献整理与史学研究的共识;但在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的撰述却往往并不讲求所谓的“原创性”,通过“采摭旧文(闻)”的方式,不做说明地抄撮转引乃至删削修改其他史传中的文字,是司空见惯的寻常操作。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地方机构行用的状

状有奏状、申状。申状在唐朝政务运行中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可见申状的多种类型,其写法也发生着变化,乃至与礼仪书状有分有合。对其形式和性质的再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唐代地方机构政务运转情况的理解。     

从秦汉竹简看中国古代循实断案原则的形成与发展

《睡虎地秦墓竹简》、《奏谳书》记载的案例反映了秦汉时期循实断案的基本原则。循实断案是先秦和秦汉时期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神灵裁判是司法官在处理疑难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形成优势证据,且案件必须裁判的情况下,才采取的一种审判方法。     

隆兴寺攀松古藤与“松风萝月”大字刻石

<正>定隆兴寺原养性斋院西墙上嵌有"松风萝月"大字刻石,为明天启年间的知县吕一奏所书,笔法遒劲,洒脱自如,不仅是一件书法艺术佳作,也为历史人物的研究增添了实物资料。     

《奏谳书》所见西汉初年的户籍问题

从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例看,西汉初年,汉政府确实依据高祖五年诏放免奴婢为庶民,承认汉朝建立前发生的身份变动;秦末汉初年间,由于战乱,流亡人口很多。西汉初年,政府一方面鼓励"不书名数"者著籍,一方面对亡逃者和隐匿户口者予以严厉打击;高祖九年(前198年)汉政府迁徙六国贵族到关中,并著籍关中,迁徙者的身份已经是"汉民",如果逃回原籍,就是"亡之诸侯",是违法行为;西汉时期,"道"所管辖下的"蛮夷"也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国家对他们实行有效的管理。如果逃亡,照样受到法律的惩处。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产生背景及过程

在中国近代严重社会危机背景下出现的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寄望于"变法"、维持其统治的幻想。而作为新政理论基础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经历督抚协商联衔会奏、江楚会奏,历时8个多月方才完成,其中清政府督抚们的思想变化可供考察之处甚多。本文着重对《三折》的产生背景及过程进行分析和考察。     

芷兰斋藏影宋本《毛诗》纸背奏销册研究

芷兰斋藏影宋本《毛诗》是一种新发现的清代公文纸印本,是1920年底至1922年之间傅增湘委托张元济用“官纸”搭印的《四部丛刊》零种,所用“官纸”很可能出自内阁大库档案所存奏销黄册。经整理研究,《毛诗》纸背奏销册原题名应为康熙六十一年分“满汉各镇标协营官兵马匹应支俸饷干银米豆草束文册”,它与现应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两种同年同名黄册一起,共同构成康熙六十一年浙江省兵马钱粮奏销册。该纸背奏销册的发现,既可以与存世的两种同年同类奏销册互为补充,又可以增加目前已知的清代公文纸印本古籍的数量,在文献学上具有一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