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中的破与立

从《诗经》中的“适彼乐土”,到《札记·礼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从东汉末年黄巾军的“黄天太平”,到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赋”;从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大同思想,可谓是中国历来有关理想社会的最经典的表达模式。     

古代海外华人的“超国民”待遇

古代的中国人到了海外境遇怎样,是像近代那样寄人篱下、饱受欺凌,还是真的拥有与“天朝上邦”相称的地位呢？我在元代的《岛爽志略》中看到一些记载,说在舆腊等地（今柬埔寨与越南南部）,当地人杀中田人需偿命,而中圈人若杀了当地人,则只需要罚金抵罪,“国人……杀唐人则死。唐人杀番人至死,亦重罚金,如无金,以卖身取赎”。从这种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一个中国人,大概只要凭他的天朝冠服,就能享有法律上、地位上的特权,放在今天,恐怕也就只有传说中的“美国护照”可以实现了。     

论《天朝田亩制度》对和谐社会的探索

《天朝田亩制度》对社会和谐、繁荣和稳定作了很多勇敢的探索,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描绘了和谐社会的蓝图。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社会和谐的缺失是颁布《天朝田亩制度》的动因;社会和谐的建构是贯穿《天朝田亩制度》的内容;社会和谐的实现是推行《天朝田亩制度》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