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定路十方万岁禅寺庄产碑》看正定历史上另一座临济宗寺院

现存于正定县文物保管所的元代《真定路十方万岁禅寺庄产碑》,主要记述了寺院庄产,但从其碑文可分析出,万岁禅寺创立于唐代,宋代为十方寺院,元代与临济宗的海云宗师有一定关系,曾是一座规模可观、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临济宗寺院,元后期逐渐衰落。此碑对研究正定佛教寺院情况和临济宗的发展传承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稀世之宝《赵城金藏》与“解州天宁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久佚无闻的佛教经典——《赵城金藏》偶然浮出尘封。不料,竟由此引发了一场敌我双方“劫宝”与“护宝”的激烈斗争。究竟这部经书的价值何在呢?     

借迷信行教化:西山万寿宫朝香与新生活运动

本文从个案分析的角度考察1934年到1936年江西省地方政府在新生活运动期间,对南昌近郊西山万寿宫朝香活动及其周边农村的改造,观察新生活运动如何从城市推广到农村,以及该运动在实际操作中的组织架构和各部门协调。这一个案研究显示,新生活运动的推行,依靠以超越政府机构职权和层级分界的方式动员官僚系统,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整合各部门工作,其中既包括民众教育部门,也包括公安局等使用强制力的部门。在"剿共"的大背景下,国民党政府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重建政府权威和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新生活运动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并结合了乡村教育、地方保甲、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新生活运动还利用万寿宫朝香的时机举办乡村建设展览会,将新观念接榫于传统习俗和日常生活,将旧的迷信通过祛魅和理性化,赋予现代意义,将公民训练与旧风俗相结合,从而起到训育民众的目的。     

宋代节令中的体育活动

我国古代的一些体育活动与节令风俗有着不解之缘,特别是宋代,节令风俗的发展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高峰,节令体育活动也随之蓬勃发展。宋代节令风俗中的体育活动上承大唐之风,并有创造和发展,在我国体育史上独具特色。     

柏林寺听禅

烦琐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产生逃避的心理,于是总想找个地方让自己清静清静。于是,在一个闷热得不劝都会出汗的日子,我奔赴了柏林禅寺。     

东林禅寺有遗篇

在野鸭乡养马村境内,有一座建于三百多年前的寺院,名为东林寺。20世纪中叶,一位著名的历史学教授对这座寺庙进行研究后认为:“要考证贵州佛教史,东林寺是重要的一环;要理清禅宗在西南地区传播的脉络,东林寺是枢纽……更重要的是,禅院与避世的文人武将、士大夫阶层的联系,对诗文绘画、世俗哲理的影响以及明末清初政局的变化,东林寺都是值得研究的一座寺院”。     

元天宁万寿禅寺住持从公舍利塔铭

"元天宁万寿禅寺住持从公舍利塔铭"刻于元至元十年(1273年),原砌于正定县西城门南侧城墙基处,现存正定县文物保管所。经考释,天宁万寿禅寺应在正定城西,其住持从公即释印从,是元初正定一位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高僧,曾为深受蒙古汗国四位大汗礼重的那摩国师书写碑文。     

康熙朝的珐琅器礼物与皇权

中国画珐琅产生于康熙时期,康熙二十五年(1686)赏赐大臣的内制珐琅日用器物,当是铜胎掐丝珐琅器。康熙朝工匠借鉴西洋方法烧造珐琅彩,康熙五十五年(1716)以降朱批奏折中有关珐琅的记载较多,广州已烧造带有珐琅的时辰表、鼻烟壶等仿西洋物件,内廷也研制出珐琅器。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后弃用"法蓝"译名,改为"法琅"或"法瑯"。康熙帝命令工匠制造珐琅器有华洋竞胜的原因存在。《万寿盛典初集》记载皇室成员进献的礼物,可见皇四子胤禛进献珐琅器物颇费心思。康熙帝赏赐宠臣画珐琅鼻烟壶、瓷碗、水盛、砚台盒、圆香盒,被大臣视为宝物,他们感谢皇恩浩荡,奉为家传宝物,表示报恩效忠。清廷制成画珐琅高档奢侈品,成为皇权神圣的象征。     

明朝天顺年间碑刻弥陀禅寺记与西方极乐世界图述论

西安碑林藏明朝天顺年间碑刻,其"弥陀禅寺记"载录该寺重修经过和设置,重修施主来自西安的各级官府人员、寺院僧侣以及当地百姓和南京客人,弥陀禅寺名称则反映了当时佛教界禅净双修实践的流行。同碑线刻西方极乐世界图内容丰富、设计精致,一方面大量借用唐代以来西方净土经变因素,另一方面依据《观无量寿佛经》构思,形成一幅融会传统表现和明代精神的西方净土经变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