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博物馆教育的两种观点

近年来,美国博物馆界在开展一场博物馆教育的争论,论题的中心是教育在博物馆中的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博物馆教育的机构设置、领导关系、活动范围等。我国博物馆界虽然没有进行明显的争论,但是分歧确实存在。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比较一致的看法,势必导致博物馆事业朝着两种不同的业     

论日本集团意识的社会历史根源

集团意识(团体主义、家族主义)是日本社会意识的重要特色。它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及民族文化的形成有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和探索日本集团意识产生、存在的根源和基础,对于我们加深对日本社会的了解,进一步加强和稳定中日友好关系、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拟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传承与开拓：“一带一路”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新挑战和新路径

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年来已取得了可喜成就。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以及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历史背景和客观要求,国际中文教育在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等方面如何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开辟新路径,从而发挥好国际中文教育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的应有作用。笔者认为,要进一步以完善和夯实教育传播体系为基础,解决教育实践问题为抓手,健全教学资源平台,提升教学风险防控能力保障,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引领时代发展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     

糖史 一口甜味 千年求索

是能量的来源是快乐的味道是不可抵挡的诱惑寻糖、制糖、吃糖一部甜蜜的糖史映射出中国人数干年的求索也改变着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格局.     

景德镇陶瓷大学“求古归元”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古陶瓷学界,元青花瓷器研究可谓“显学”。景德镇陶瓷大学主办的“求古归元——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元青花瓷器研究提供了交流平台。来自国内外20多家高校和文博机构的中外学者围绕元青花考古资料研究、元青花制瓷工艺与修复技术、元青花传播与贸易、元青花器物及功用、元青花艺术及技艺、元青花综合研究和古陶瓷数据库建设与应用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交流。本研讨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力。     

文化自觉视域下的公共考古学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对于解决民族文化在全球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定位与认知的问题大有裨益。随着学科体系的发展,公共考古学承担了考古学、文化遗产领域内文化自觉的责任,是文化自觉在这些领域内有效的实践行为,旨在解决中国文化的社会化与现代化的问题。考古资源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其公共化和社会化,不仅是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自觉的内在需求。因此,公共考古学不仅要求国家、科研主体、公众等多方的广泛参与,做好文保顶层设计,而且对文化遗产的阐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应用好国内外多种考古文化资源,将不同的文化进行类比,清晰地勾勒出民族文化的特征,才能达到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信。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的政治功能研究——基于政党理论视角的考察

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政治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方式。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语境考察,可以发现党内集中教育具有特质呈现功能,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使命型”“革命型”和“先锋队”的政党形象;具有价值传承功能,丰富发展了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体系、推动党内政治文化的赓续传承、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发扬提供了强大动力;具有思想凝聚功能,为政党认同的增进提供了思想基础、制度基础和价值基础,增进了广大党员对党组织的政治认同;具有合法性积聚功能,在合法性积聚的过程中,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规范、提升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深化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任;具有权威建构功能,有助于维护政党自身的权威和政党领袖的权威、实现了政党权威的理性化。基于政党理论的视角,可以分析出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所释放的政治功能,进而深入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的政治意旨。     

19世纪中叶“儒枭”集团的崛起与地方权力角逐——以浙江乐清的瞿振汉起义为例

19世纪初以来,银贵钱贱的现象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各阶层收入减少,政府亏空严重。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为克服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清廷大规模出卖科举功名。浙江省温州府乐清县由此出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异途出身的生员群体。这个被指斥为“儒枭”的群体挑战了正途出身的地域政治集团,对正途士绅掌控的地方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构成了现实的威胁。瞿振汉起义实为两个地域政治集团之间的仇恨不断加深的结果。     

后疫情时代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论文梳理了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背景与路径以及疫情影响下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转向,并以2021年全德华人抗议德国儿童读物事件（简称“童书事件”）为例,就德国华人如何构建新媒介政治实践的行动网络展开探讨。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归纳为三类：第一,以信息资讯类平台为代表的选举政治投票助力;第二,以视频社交类平台为代表的政治参与虚拟在场;第三,以即时通讯类平台为代表的政治动员增量表达。研究显示,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三类新媒介都在“童书事件”得到了具体运用,并在盟友招募与集体动员的转译环节中,实现了华人政治诉求与权益表达“流量、声量与增量”的交融互促。     

南京沦陷时期金陵大学的“两地办学”体制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的金陵大学内迁成都,不过出于维护校产的考虑,该校一部分中、美籍教师留守南京。南京沦陷时期,金陵大学分别在成都和南京办学,致其治理结构发生调整。在校董会无法召集的情况下,校方进行了制度修补,虽然战前的治理架构未发生本质性改变,但是南京校园的办学及其校务机构的相对独立,使金陵大学形成“两地办学”的体制。“两地办学”体制维系并强化了南京各校的政治底线,使留守南京的教职员开办中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坚持不向日伪当局立案,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