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像读毛主席语录那样读宪法

1985年间,我多次参加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会议,与他多有接触。每次开会之前,我熟识的那位大姐（会议秘书处长）都要向彭真递上《宪法》单行本。彭真在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都要郑重其事地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那铿锵的声音,试图给与会者以法律至高无上的信念和信心,然后才开始他的各种切中时弊的宏论。     

建国初期“三大改造”得失之我见

1953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亮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谁也无法垄断历史

在1966-197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按国家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没有通过任何法律手续,一下子就被莫须有的罪名打倒和整死了。他在去世以前,丢下一句铿锵有力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当时,他的这句话当然不能公开,但是,是有知道的人的。这些知道的人中,当时都没有把这句话当回事,钦定的案子还能翻得了吗？不可能。中共中央还作了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大家是举了手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与中国"早期文明"

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夏、商、西周文明是一个特殊阶段,这个阶段的文明,从国家形态的角度看,与西方文明具有明显的不同。     

《考古追寻五帝踪迹》续论

五帝时代前期各区域诸考古学文化以发展个性为主并频繁交汇,到五帝时代后期由四周向中原汇聚走向最初文化共同体的过程,是中原地区率先进入文明与国家社会的基础。     

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子女童年生活转型原因探析

在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子女的童年生活,逐渐由参加劳动转变为接受教育。这种转型根源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思想文化界看待童年的观念变迁影响着人们对待儿童的态度。工业社会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改变了人们对待儿童的劳动和教育问题的传统态度;国家出于社会控制以及对民族未来的考虑,也在下层儿童的教育和劳动立法问题上采取越来越主动的态度;工人阶级家庭对于子女的教育和劳动问题的态度,也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发生着改变。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工人阶级儿童的生活重心逐渐由劳动转移到教育,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英国普通儿童的命运,也使得现代意义的童年生活初具模型。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问题是个跨学科的话题,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而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历史较长、争议颇多,无论是概念或内容,是历史演变或表现形式,或是理论与实践意义,都备受学界关注。本刊借中国社科院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召开"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会议之机,约请几位专家学者,就这一课题谈些个人认识。各位专家从不同视角切入,触及到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相关的很多层面,他们的论点可能各不相同,也许会有思想交锋,但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思想。我们期待大家的研究及思想火花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国王们都有长长的手臂”——法国路易六世时期的王权

路易六世在其统治期间积极伸张王权,不仅改变了此前法国王权孱弱的境况,而且使王权的内容得到充实并使王权的外延扩展。路易六世在封建制下平定了王室领地内及周边堡主的离乱势力,统一的法兰西意识开始显现;他还在王室内部事务的管理上进行改革,加强了卡佩王朝的中央权威。路易六世扩张王权的努力同经济、社会和宗教领域的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法国王权向社会、经济和宗教领域的渗透改变了王权系于某个具体国王权力的单一维度并同封建制度发生关联。在封建、王权与国家的三度空间里,路易六世时期的王权可以得到更全面的检视。     

冬泳热冰城

1985年农历大年三十的清晨,来哈尔滨视察的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冰封的松花江上观看冬泳活动.观后他说:"你们的冬泳真不简单,真了不起!你们是勇敢的人."1996年2月6日上午9时,又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哈尔滨松花江冬泳现场观看冬泳.观后他说:"这真是一项奇妙的运动!你们很有耐力和适应力."并与冬泳运动员合影留念.哈尔滨的冬泳给他们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简论1929年的《工厂法》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工厂法>,是20世纪20年代未30年代初工人生存状况十分恶劣、劳资矛盾尖锐、工人运动勃兴及国际国内社会舆论所造成的压力与推力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京政府初期秉承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维护劳工权利的初衷.该法具有移植性、继承和超越性、超前性等特点.它的制订使民国法制更趋完备,也将现代国家的建构向前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