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与“海洋中华”

<正>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殊而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海、陆二元并立的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在"华夏中国(中心)—四方万国(边缘)"的国家社会结构中,历代中央王朝政治的核心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大陆性文化,大陆性文化是显性、强势、正面的文化,海洋文化蛰居边缘、民间的地位,是四方万国中的"岛夷"、"诸番"社会,是隐性的、弱势的、甚至相当长时期是"负面"的东西,被长期排斥、抑制发展。中国文明史的这一特征,导致了在以汉文史籍     

从海岸带到岛屿带:“环中国海”的地理与生态

<正>海洋是人类社会多元文化的重要舞台,浩瀚一体与局域生态造就了人类海洋文化的开放融合与地域传统的共存的复杂局面。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海洋文化体系中特殊的环节之一。中华海洋文化的发展并不限于我国当代的四大海域,远远超出了中国古代历朝政治版图的海疆范围。中华海洋先民扬帆"四洋"数千年,甚至驰骋太平洋、印度洋之间的"环中国海",这是一个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中华海洋文化繁荣、发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如何写出来的？--“修昔底德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修昔底德创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花费了毕生精力,全书各个部分的写作次序和时间如何迄今悬而未决。从1846年这个问题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初,大体有两派观点:"分离论"和"一体论"。前者认为,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分阶段写成的,这不仅表现在时间上,还表现在作者的思想上;后者则认为,尽管这部书是未完之作,且有一些不完善地方,但全书一以贯之,因此主要在一个时间段写成。两派各执一词,探讨逐步深入。1984年美国学者康纳提出修昔底德文本的同质性问题,即作者有意带领读者一起面对事件,其思想认识和叙事形式都发生了变化,故其文本不是同质的。这对"分离论"起到了纠偏的作用,也超越了"一体论"。在康纳观点指引下,英国学者鲁德和美国学者德沃尔德研究了修昔底德的叙事方式。鲁德认为"修昔底德问题"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德沃尔德则证明其叙事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修昔底德问题"将激发学者们的研究热情,砥砺他们的才智,推动着学术界不断深化对于史学的认识。     

神秘的滇藏通道——丙察察

多元文化共融的丙中洛 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丙中洛是丙察察公路的起点,也是一个自然与人文景观都丰富多彩的地方。丙中洛位于高黎贡山与横断山之间的峡谷深处,怒江穿流而过。未通公路前,这里是个进出仅有人马驿道的封闭之地。作为摄影师。我曾到过中国很多地方,而丙中洛一直是我心中的桃花源。它虽没有陶渊明笔下“山有小口,仿佛若...     

浅析哈尔滨市的区域文化特色

<正>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就一座城市而言,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活,无文化而失去灵魂。文化是人们的精神动力,是凝聚人心的纽带,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经济发展的支撑,是城市特色的标志。一座城市能闻名遐迩,其文化的发达,艺术的繁荣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当前,我市和全国其他中心城市一样,面临着文化大繁荣的历史机遇,也承担着光荣的时代使命,因此,加强我市文化特色的研究,规划其发展布局势在必行。确立建设文化名     

文化遗产，让更新中的城市更多彩

2010年6月12-15日,作为201O年上海世博会和中国文化遗产日的重要活动之一,“城市更新与文化发展”主题论坛,从物质文化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多元文化融合和跨文化交流、创意文化和文化生态六个方向,     

“欧洲华侨华人与当地社会关系”研讨会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移居欧洲的中国人急剧增长,加上原有的移民,目前欧洲华侨华人已达200多万人,欧洲已经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聚居地之一。一方面,华侨华人的文化和经济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多元文化和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其经营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对当地社会带来较大冲击,引发了一系列冲突。这些事件引起人们对欧洲华侨华人与当地社会关系的极大关注：他们的经济环境如何？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如何？他们融入和适应当地社会面临什么问题？等等。     

马歇尔计划与战后法国政治中右化

战后,处于“冷战”前沿的法国成了美国重点争取的对象,而法国的共产党势力始终又是美国的心腹大患,美国必欲除之而后快。通过积极插手战后法国内部事务,美国如愿以偿地坐视法国共产党被赶出联合政府。在马歇尔计划的鼓舞下,法国建立了亲美的中右翼政权,法国政治由此开始向右转。美国成功地实现了从政治上对法国的控制。     

辽金王朝与中华多元一体的关系

2005年10月15日—16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天津联合举办“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论坛”。“论坛”特别注重中国传统社会演进的重大问题、基本脉络的认识把握与理论提升,以及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议题大多是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值得深思的共性疑难,故与会者唇枪舌剑,彼此交锋,讨论非常热烈。还在相互论难中迸发出不少智慧火花,提高和升华了理论认识。争鸣议论的热点主要是:历史观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理论范式的清理与建构,包括唯物史观、文化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中国传统社会的阶段性发展与变迁,例如唐宋变革、文明冲突与中华多元一体、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造、集团、分层及利益冲突整合等等。与会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突破了“五朵金花”之类的单调理论范式,在具体深入的断代研究和专门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倘若仅仅满足于断代或专门的具体研究,局限性较大。只有具体研究与基本问题探讨共同发展,相得益彰,才能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繁荣。现将与会专家的代表性论说荟萃如下,以飨同好,以飨读者。     

“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兼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

在世界史研究中,存在着“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以及“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三种“欧洲中心论”。它们是一种同构关系。替代论、调和论和修正论是对“欧洲中心论”的三种批判形式。批判“欧洲中心论”不仅是创建“中国学派”的理论前提和实践路径,而且有助于中国世界史学界健康积极的心态和生态的生成。拒绝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培养理论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以及将本土学术资源与西方的学术成就结合起来,是创建健康的、自觉的、开放的“中国学派”必须跨越的路径。就中国世界史学界而言,最关键的是寻求和建构一种“中介”即对话和争论。只有构建世界史阐释的“多元主义”视角,非西方学术界（包括中国世界史学界）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并搭建起相对公允的学术对话平台,才能完成学术文化上的“解殖”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