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庆元路口数考实——以盐课与人口之关系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于元代《延四明志》所载盐课额数的分析 ,结合元代在江浙实行“计口食盐”的政策 ,以盐课与人口的关系为切入点 ,推测出元代某一时点上庆元路的口数。根据本文所推测出的口数 ,可以证明 ,《元史·地理志》所载区域户口数据的不可靠。中国家庭户均 5口的传统观点 ,并未受到挑战与质疑     

广信是西汉海上丝绸之路与内动互动的枢纽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丝织的国家。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os,约公元前484-425)在其著《历史》一书中,称中国为丝国(Seres)。西汉武帝中期(公元前一世纪),中国蚕丝和丝织品由渭水流域(长安)经河西走廊陆路西运到大秦(罗马);和由徐闻(具体港口在今徐闻县五里镇仕尾村、二桥村的尾湾)、合浦(具体港口在今北海市的合浦县谦州镇西南5公里的乾体圩旁南流江出海口三汊港)出海西南航运至已程不国(斯里兰卡)以远,从而形成后来被人们称之为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从此中国的蚕丝和丝织品在世界各国更加闻名遐迩,以至后来西方国家人以此谐音称中国人为“Chinese”和称中国为“China”。     

贸易委员会函送驻英使馆之《缅甸运输路线亟应开禁理由节略》

抗战期间为重开缅甸运输路线,重庆国民政府不断向英国政府交涉,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并拟就缅甸运输路线亟应开禁理由节略,为重开缅甸路进行宣传。     

试析金代中都路城市群的发展演变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本文以金代中都路地区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对区域城市群的发展演变和空间布局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本文认为,金代是北京地区城市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随着金代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都路城市群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同时,金中都地区政治格局的改变、社会经济的进步以及交通格局的改善也使中都路城市群在地域结构上出现新的变化。在空间布局上,区域城市群呈现出以交通道路为骨架,按照河流流域组团分布的格局。     

对思想考古的探索与思考

思想考古,对学术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探索,无疑体现了当代中国学人自觉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术情怀。这种学术方法不仅因其鲜明的针对性而具有充分的解释力,而且由于它植根于中今中外学术研究的理论资源沃土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工艺寻访者的群像

自创刊时起,《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就一贯注重对传统工艺的报道。几年来,我们曾介绍过苗疆的蜡染、青海的唐卡,也曾在全国各地考察过古法造纸的工艺原理,追访过传统井盐的制造秘诀。与此前的这些报道相比,本期杂志的两篇专题稿件《都市里的指尖乐园》与《纸路》的关注方向既有延续,又有转移。     

元前期“陕西五路西蜀四川”称谓考

元前期文献中颇为常见的“陕西五路西蜀四川”称谓,系元人整合前代对陕西、四川两地的习称而成。“陕西五路”与“西蜀四川”具有文字对仗关系,其中的“四川”应理解为四路。曾被前辈学者视为误称的“秦蜀五路四川”实则是“陕西五路西蜀四川”乃至“秦蜀九路”的另一种表述。这一称谓的产生,与元初陕西四川同属一个军政大区有关,使用时段也与这一大区的存续时间大致同步。这一称谓在元初全真道职官系统中也曾出现,时间较地方行政层面稍迟。     

关于西夏丝路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本文依据汉文史籍以及考古资料中有关西夏丝路的信息 ,对西夏阻滞丝路的问题进行了再探讨 ,提出传统丝路在西夏境内并未完全“失效”,依然有丝路商旅穿越西夏境内抵达中原 ,西夏还是沟通河陇诸蕃与辽朝间的重要通道 ,但应该客观地评价西夏在丝路中的中介作用。文章最后重点对西夏时期的居延路进行了考论     

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

长期以来 ,人们普遍认为辽朝在州县系统实行五道制 ,道统辖京府州县。直到近一二十年 ,方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本文指出五道制的始作俑者是今本《辽史》的编纂者。元代史官认定辽朝州县分隶五京道 ,一是受前代以五京为中心排列州县的编纂体例的误导 ,二是受《辽史》本纪有关记载的误导。实际上 ,辽朝实行府、节镇州—防、刺州—县三级行政制度 ,并踵唐五代惯例 ,以道指称节度使辖区 ,有时或指直隶朝廷、宫卫的防、刺州。辽朝效法宋朝的转运使路制 ,在州县地区相继建置了八个专司理财的路。这种理财路 ,迄今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和重视。本文考证了八路的建置时间、职官设置及其职责。指出八路计司官的遴选 ,反映了辽朝选官用官制度的若干原则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