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经典中的青海方言

在各地的方言中,我们不仅能窥见承载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事实的地域文化印记,而且会发现一种方言系统将某些不属于其地域特点的词汇融合进来,成为与自己方言融为一体的组成部分. 青海方言,在汉语方面属于北方方言,在某些程度上与江淮流域的吴语方言有些相同或相似.这与青海汉族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上由于人口迁移、商贸联系、各民族长期相处及地区间的交往等诸多因素,使青海方言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形成了它的独特风格.追其原因,一方面是人类的迁徙活动让其地方方言在青海这片土地落地生根;另一原因是由于青海相对封闭,所以形成的语言固有形态很少被破坏,在俚俗方言中相对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故宫博物院藏杨宁史旧藏饕餮纹簋

故宫博物院藏杨宁史旧藏饕餮纹簋,纹饰风格朴素,器耳极具特点。基本相同的器物还发现4件,其中2件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和考古文化背景。该器时代为商末周初,可能铸造于今京津唐地区,或属围坊三期文化之遗物。X光照射显示簋内底有铭文10字,但进行了掩盖处理,经分析可知铭文系伪刻。     

利簋所见右史考

利簋器主人身份为"又事",对此"又事"学界历来看法不一。本文结合甲骨金文及文献材料,考证此"又事"为"右史"。并根据简帛等资料考证"右史"为军中之史。利簋铭文中"岁鼎"体现了右史的司天之职。     

西周初期墓葬铜礼器器用区位研究——以随州叶家山为中心

随葬礼器在墓中的区位特征对于判断随葬品的性质与用途,探求墓葬器用观念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随州叶家山、宝鸡石鼓山墓地可分别作为西周初期诸侯国与王畿地区随葬青铜礼器组合的特点的代表。结合过去发现的同时期墓葬资料可以发现早在西周初期周人已建立起一套较完备的以食器为中心的器用组合关系。就其在墓葬中的区位而言,存在着(1)按大类分置;(2)食、酒水器分置;(3)酒水器聚置,食器分置于酒、水器两端等三种情形,前两种体现出周人重食的文化特征,后一种强调酒器似与周初西迁的殷遗民有关。     

尊崇与承继:陈作霖对卢前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乡邦文化的魅力,是靠一代代的文化人继承、延续和发展的。陈作霖(可园)是保存近世南京文化的典型代表。民国时期,文学和戏剧史论家卢前对陈作霖的贡献推崇备至,以其为民国初年东南耆硕之魁率,认为陈作霖从历史的废墟和陈迹之中爬梳、挖掘和勾画出江苏和南京的历史文化的面貌,对发掘与整理江苏南京文献居功至伟。陈作霖对故乡南京历史文化的热爱,也影响了卢前的一生。在担任南京通志馆馆长和文献委员会主任期间,卢前主持编纂了26册的《南京文献》,延续了南京文化人对地方文献特别关注的传统。     

建设镇村风物地情馆 打造乡情文化新名片——“海安:故乡风物地情馆”项目实施报告

随着乡村振兴步伐的加快,城乡建设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构成人们乡愁记忆的无数故乡传统和风物风习也在逐渐消失和淡化。海安市委史志工委鼓励并指导镇村挖掘利用地情文化资源,创新打造"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的系列地情馆,发挥地情文化的社会效益,形成地方文化自信,为处理继承与发展关系,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进而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有益探索。"海安:故乡风物地情馆"项目入选2019年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十大创新项目。     

童宾何以封神——基于景德镇风火仙师传说个案的方法论反思

明代以前,景德镇并无风火仙师传说的记载。明清以来,文人士大夫为了振兴官窑的瓷业,以明万历年间童宾投火祭窑事件为蓝本,在传统冶炼人祭主题的基础上,建构了风火仙师的形象,并大力推广。经过文字的传播和象征物的塑造,至清中后期,风火仙师已成为景德镇家喻户晓的神明。时至今日,景德镇民间留存的风火仙师文本多以唐英的《火神童公传》为源,足见清代督陶官员唐英及其文学作品给予童宾形象重塑的功效。伽达默尔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出的"前见"观念,开启了作者与创作文本互动性命题的关照。基于此观念,唐英在风火仙师传说个案中的历史视域得以进一步呈现。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笔谈：考古遗址公园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

大遗址保护是从“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的发现、遗产价值内涵和构成、遗产保存状况等,都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揭示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又推动了考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各级政府没有真正依法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遗址保护和土地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矛盾;保护管理体制不顺;保护涉及的各行业部门之间协调性差;以及大遗址保护缺乏国家专项政策的支持,等等。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性工作走向全民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既坚守“专业性”,又延展“公共性”,不仅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和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到的“决策权”与“参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学者—行政官员”“决策群体—社会公众”等几个不同层面,其各自不同的诉求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应明确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的人口、土地、拆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拓宽大遗址保护利用资金渠道;完善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整体性...     

从考古发现看早期吐鲁番盆地居民饮食

吐鲁番盆地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保存下来了大量古代居民生活信息。特别是西周至两汉之交,吐鲁番盆地墓葬和遗址中出土的食物或者粮食作物遗存给我们证实了,极端干旱环境下的吐鲁番古代居民先掌握了种植和食用的粮食作物是黍,而小麦尽管被发现在当地种植,但尚未发现被如何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