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语复兴的原因探析

自公元2世纪,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残酷统治完全失败之后,犹太人被迫逃离巴勒斯坦,流散到世界各地,开始了长达1800年的大流散历史。希伯来语作为犹太人的通用语言也随之而逐渐衰亡,然而在19世纪欧洲兴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得以重新复兴,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主要研究希伯来语复兴的原因,主要从犹太复国主义、语言认同与民族认同、社会交际需要、犹太教、犹太知识分子与组织以及希伯来语复兴的内在条件等方面综合研究希伯来语复兴的原因,并对希伯来语的复兴作出一些评价。     

简述近代中国的医学救国思潮

本文探讨了维新派时期,以"保种强身"为目的的"医学救国"思潮的萌芽,以及九一八之后,民族精英极力倡导公共卫生对于民族复兴,强国保种的重要,将"医学救国"推向高潮。而近代医学卫生救国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府发展公共卫生的步伐,加快了国家的近代化进程。     

德川日本心学运动中的中国因素——兼谈“儒学日本化”

18世纪德川日本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心学思想,名为“梅岩心学”或“石门心学”。本文首先对中国及日本的两种心学历史作一番概观,以了解我们将要探讨之问题的思想背景;进而将梅岩心学置於日本近世儒学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指出梅岩心学的核心命题“由形之心”、“形直是心”显示了其思想的独创性,而与中国心学重在揭示良心本体的理路有很大不同;其次对心学运动中遗留下来的《讲学日志》这部民间文书进行了考察,从中了解到石门心学在民间的讲学活动及其特色,并揭示出日本心学运动中存在的某些中国因素;最后作为余论,对“儒学日本化”的问题提出若干看法．     

民俗复兴与公民社会相联结的可能性——古典理想与后现代思想的对话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并行地发生了两场后来彼此相遇的“后现代事件”,其一是发生于民间社会的“民俗复兴”,其二是发生在民间文学一民俗学界的“范式转换”,当二者终于因民间文学一民俗学的“田野研究”而直接照面,它们各自最初并不明确的实践意义就通过双方的对话而逐渐显现出来,即：“民俗复兴”是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语境中,普通民众借助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差异性的承认而不自觉地表达的争取自由、平等权利的普遍性要求;而民间文学一民俗学学科的“范式转换”则并非仅仅是后现代知识氛围中马林诺夫斯基式的从文本研究到语境研究的认识方法论转型,同时也是从对“个体的人”的遮蔽到对“人的自由”之祛蔽的必然性论证,因而是自觉地践行的先验论即实践目的论转向。由此“民俗复兴”与民间文学一民俗学“范式转换”之间共同的实践目的（意义）,就合逻辑地推导出“公民社会”的“古典理想”这一“未完成的现代性方案”（哈贝马斯）,而康德启蒙哲学的“自由”理念（作为判断力范型）,则为“民俗复兴”在实践上的合法性,以及“民俗复兴”（作为经验事实）与“公民社会”（作为先验理想）之间的先天综合在理论上的合理性,提供了辩护的可能。     

佳作赏析《东亚儒学史研究的新视野》

本书由黄俊杰先生13篇论文集结而成,讨论的问题相当集中：关于东亚儒学经典诠释传统的探讨,和对中国思维方式尤其是对“身体”思维的研究。细细读来,犹如前朝故臣谈事论心,温雅沉实,余昧深长。余冠英视黄俊杰先生为海外“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或许并非偶然。儒学传统之所以历经世变而能保持活力,不断创新,当然与历代儒者不断地出新解于陈编之中有关。这种对儒学的诠释与再诠释,构成了东亚思想史的重要现象之一。作者特别注意近千年来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地区儒者对儒家经典或概念之重新解释,如在德川以降日本特殊的时空脉络之中,整个日本社会都受到儒学文化的深巨影响,故近世日本汉学思想史上有所谓“和魂汉才”、“神儒一致”、“华夷变态”的讨论。这既显示出长时段的（跨越千年）、跨国界的（中日韩等东亚地区）思想史研究的宏阔视野的可贵,也在对东亚国家的文明演进模式与互动机制的探讨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长,以此为基础对东亚思维方式与特质的研究就相当有说服力。     

贵州古代教育发展述略

贵州作为具有古代明的中国的一部分,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解放后陆续发现的数十处古人类化遗址证明,从远古的时代开始,贵州高原就已经成为华夏先民生息、繁衍的重要场所。     

汉代琀玉和握玉

西汉初年政局渐趋稳定,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到西汉中期已有所发展。当时汉武帝加强了中央统治力量,罢黜百家而独尊儒学。先秦时期儒家的“君子贵玉”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还提倡孝道等伦理道德,厚葬的习俗大为流行。汉代的皇室贵族等上层阶层的人们生前佩玉,死后也用大量的玉器随葬。这时期的玉器制作因此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汉代用玉不仅数量多,种类也颇多。前朝的礼仪用玉逐渐减少,而开创了新的玉器类型,如玉剑饰、韘形佩、“翘袖折腰”的玉舞人等装饰用玉开始盛行。特别是丧葬用玉显著增多。当时的丧葬用玉主要有：玉衣、玉九窍塞、玲玉、握玉及玉面饰等。     

简论儒学与佛教的衍变及融合

儒家思想化和佛教思想化在各自形成发展过程中,通过自身的衍变以及相互的排斥与渗透、斗争与融合,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中华化,为中华传统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儒学与欧洲启蒙思想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中国的主体文化一儒学一程朱理学,在欧洲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一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一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菜布尼茨创立欧洲实践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宁波奉化孔庙礼乐器研究

20世纪60年代,宁波奉化孔庙部分明清铜器等文物被查抄至红卫兵展览馆,后拨交给奉化文管所保存。这批铜器共15件,器类有香炉、花瓶、烛台、牺尊、壶、编钟等,性质较为复杂,包括了祭器、乐器、文房或陈设器等。其中明朝冠耳铜炉、环耳铜瓶、三兽足铜烛台、牺尊,清兽面纹铜壶、龙纹铜瓶等,根据形制特征,再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推定为孔庙祭器,清云龙纹编钟则为雅乐器。宁波奉化孔庙的这批礼乐器为认识明清时期铜器的器类、形制,特别是仿古铜器的生产与流动等提供了可资研究的线索,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