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山盘看周代"服"制

士山盘的内容揭示了周王朝派员到诸侯国及方国代宣王命的一些情况,其中所谓 "服",与周代五服之制有一定关系,说明文献所载之"服"并非虚言。从士山盘与古代文献 的相互印证中,可以窥见周代对于诸侯国及方国管理模式的某些重要侧面。     

士山盘铭文正谊

本文对士山盘铭文中"于入"、"(？)"、"宾贝金"三个关键词进行了释读与讨论。     

葡系耶稣会士对葡萄牙远东殖民利益的促进作用

远东保教权在葡萄牙的远东殖民扩张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它庇护下前往远东的葡系耶稣会士对于发展和巩固葡萄牙在远东的殖民利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建立和维系商业关系、提供商业信息、参与商业贸易和殖民管理等方面葡系耶稣会士的种种世俗活动对葡萄牙殖民利益极具促进作用,传教士的这些世俗功效是它国争夺远东保教权的重要原因。     

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

蜀汉政权与益州土著士族的关系,与其稳定有密切联系。吸取刘焉、刘璋时期的教训,自刘备入蜀、诸葛亮治蜀到蒋、费执政,蜀汉政权既注意控制其势力的过度膨胀,又注意维护益州士族的利益,故益州士族对其较为拥护和支持;蜀汉后期政治昏暗,社会动荡,影响到益州士族的根本利益,故其对蜀汉政权的覆亡漠然置之。     

元代泉州方济各会士

14世纪初由意大利传人泉州自的基督教方济各会,在泉州存在了60年之久,它们在泉州不但有总教堂,还建有分教堂,有过三任主教,发展过不少教徒,这一时期,是泉州方济各会的兴盛和活动频繁时期。泉州继北京之后,成为全国第二大天主教区,在基督教传教史和中欧交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的堂叔郭秀士

多才多艺的堂叔郭秀士郭秀士,又名郭蔚然,字浑隺,别名胜钢,晚年别号万松。1901年8月2日,郭秀士出生在位于崇明堡镇四滧村11队的郭家宅。该宅始建于18世纪末,到了19世纪初,建成为三进三场心的朝南向全封闭的四合院,占地面积约1800平方米,30多间砖瓦房屋,住着十几户人家,都是同姓同宗人。郭秀士的世居住房,在宅院里场心共三间,位于正屋西侧两间正厢房和朝东厢房一间。我家住在郭秀士家的南隔壁两间朝东厢房。     

“贵尹”求义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中,有一段简文引起了诸多学者的争议。对于简文的句读和释读,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有学者根据传世文献中“竖刁”白宫和“易牙”食子对举的有关记载,提出这段简文可能涉及“竖刁”自残一事。本文搜罗各家之说,并赞成简文内容与“竖刁”自宫有关的说法;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句读和释读。本文运用上古音韵学的知识将“贵尹”读为“[疒贵]朘”,即“去势”,亦即中国古代割去男子生殖器之宫刑。本文联系“贵尹”的训释,将郭店简中的“[士勿]”字理解为战国时期指青年男子生殖器的专用名词,后被淘汰。     

东汉末年交州士氏家族兴衰之原因浅析

东汉末年,皇室日衰,地方群雄并起,皆欲争霸天下。当此乱世,交州士家趁势而起,其家族雄踞交州,势力盛极一时。然而,士家虽称雄交州要塞,但在东汉末年之乱世,其却未参与争霸天下,仅致力于保存交州一隅之安宁,并最终在东吴势力的压迫下走向衰亡。综观其兴衰之原因,既有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之缘故,也有其自身与别不同之因素。     

河南新密市前士郭遗址调查

2017年底,为配合郑州新密市前士郭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建设,郑州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文物勘探调查,在明确其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更新了对前士郭遗址的旧有认识。本次工作中发现有龙山文化、东周文化等遗存,并采集到一批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由此将前士郭遗址的年代上限推至龙山文化晚期,并为新密以西地区的史前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贾名儒行”与“士风日下”:明清士商关系变动新论

明清时期,士商关系发生了变动,但这种变动并非基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与士人都未对商业实践进行价值重赋,商人所自信的是对士人之道的践行而非商业实践;士人对于商人的肯定以及所谓“新四民论”,底层逻辑是士人阶层对本身的反思与批判。因此,士人才是明清士商关系中的自变量。商人的自信实质上是对士人的质疑,这一方面基于商人自身对士人之道的实践,另一方面源于士人在财富下的异化。这种异化被正统士人批判为“士风日下”,士人也开始被质疑是否言行一致。这些批判与质疑则揭示出,士人之道已在实践与观念上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