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索寓言传人中国的时间应提前

伊索寓言传人中国的途径和时间,据戈宝权先生《谈利玛窦著作中翻译介绍的伊索寓言》一文考证,最早将伊索寓言带进中国的,当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和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1571～1618）。     

福建天主教的开创者——艾儒略

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字思及,明代继利玛窦来华传教之意大利耶稣会士,1613年奉命入内地传教。1616年第一次教难时期,避居杭州杨廷筠家学习中国学。后曾到陕西、山西等地传教。1622年沈(jue)再次兴起教难时,艾儒略回到杭州直至1624年底。其《西学凡》一卷、《职方外纪》六卷,有李之藻、杨廷筠、叶向高等序,《性学粗述》一卷,陈仅作序,于1623年在杭州刻成,前二书均被收入《四库全书》。     

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叛走”简賸义

走马楼吴简中叛走者主要包括限佃客、吏及其家属,以及普通民户.政府对叛走者的赀产要予以籍没充公,而被捕获者,要充当依附于国家的屯田民,称为叛士或叛吏.叛士限米的缴纳分为两途.叛士简表明孙吴政权在征战背景下对人口控制的强化.     

明代云南佛教文化现象探析——《徐霞客游记》读书札记

《徐霞客游记》的滇游日记大量记载了云南的佛教寺院,以及士庶、官绅等阶层与佛教的交往。本文通过对游记中佛教场所的统计,以及士庶、官僚等阶层与寺院的关系,简要探析了明代云南佛教的人文现象的成因。     

浅谈生态与生态文明

<正>古人造字,"生"乃"人"与"土"之交叉结合。"人"为生命,在"土"之上,"土"为基础,能生万物之"土",称为环境。故环境诞生生命,生命不离环境,二者相依相存为"生"。     

司马炎与西晋前期玄、儒的升降

本文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角度入手,揭示了西晋前期朝中激烈“党争”产生的历史原因。司马氏上层统治集团因文化背景、历史联系的不同和现实利益的需要重新分化组合,形成了新礼法之士和玄学名士两大派。晋武帝司马炎则利用两派矛盾,扶弱抑强,使之互相抵消,以防出现专权重臣,重蹈汉魏王朝“禅让”覆辙。在司马炎政治平衡方针影响下,新礼法派与名士派之间的冲突,构成了西晋前期政治史的基本内容,而玄学名士派随士族社会的成熟,呈现出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     

郎先锦与戴戡师生行谊考述

郎先锦与戴戡初结缘于学问相授,继而同心协力于在乡间利济桑梓;于乱局中劝勉忠义、笃行救时;多年间“共济艰难,既效于乡,犹施于国”,身处“冰山骤倾鼎沸方始之际”,也未曾置身事外。体现出传统士人的志节风骨,以及深厚的师生情谊,值得后人尊敬。     

“文武分治”与戊戌变法

春秋战国时期,"士"是"文武兼修"的一个团体。"文武分治"后,逐步形成了文人清谈政治、武官领兵不带兵,军政大权操于皇帝一手的局面。及至近代,经历了与外战争的惨痛失败,仁人志士开始变法图强以求救国。然而戊戌变法却未能像明治维新之于日本一样带给中国近代化的成功。其原因为何,众说纷纭。但假如历史上"文武"没有"分治","士"这个团体不曾消亡,那么戊戌变法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结局。     

唐代俊士科辨析

本文认为唐代俊士科并不是以四门学俊士生为取士对象的贡举常科 ,而是面向庶民的四门学部分学生的入学选拔考试科目。俊士即俊士生 ,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 ,其存在时间不是止于天宝十二年而是一直实行到唐末。俊士科或俊士制具有某些类似科举的性质 ,它的设立和衰微反映出参政权向平民开放和教育机会下移的历史发展趋势。     

晚明士子和妓女的交往与儒家传统

晚明士人中盛行和具有文化修养的妓女交往。这种现象以娼妓制度存在为基础 ,但比前代更为普遍 ,并与士人集会风气相结合。这类行为与当时国家典制相矛盾 ,反映了法典与社会实际的脱离。其形成与经典儒学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心学的影响、明代儒生的文士化、以及明末政局造成的士人失意与狂放心态都有相当的关联。其于女性文学在晚明的活跃提供了一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