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封建晚期的农村雇工比较研究

中国和西欧封建晚期的农村社会都出现了雇工阶层,雇工越来越成为农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因素。然而,雇工在中国和西欧的农村社会生产者中所占的比重不同,他们的社会身份和社会生活状况亦有所不同,从一个方面反映着中西农村现代化历史进程不同的发展水平。     

康熙时期法国皇家科学人员在清宫的教学与研究

17世纪下半叶,为扩展在印度洋地区的海外贸易和传播天主教,在王室支持下,巴黎皇家科学院向中国派遣了由六位耶稣会神父组成的代表团,其目的是集外交、商贸、政治、宗教和科学为一体。本文论述了留在清宫的法国耶稣会成员如何向康熙皇帝传授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哲学等知识,即大量运用巴黎皇家科学院成员的科学成果,尝试在清宫建立一套以“法式科学”为蓝本的科学体系,以及上述知识如何被康熙皇帝接纳乃至在全国推广。西方科学知识融入中国知识体系的这一现象,表现了17-18世纪清代宫廷对新鲜知识和新奇物品的接纳和融汇。论文以大量的法国档案和文献为依据,从法国视角探讨了17-18世纪中法科学交流。     

“99美分”风靡美国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零售业是多层次的,既有面向少数富人的名牌专卖店,也有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的连锁商店。最近20多年以来,面向低收入阶层的“99美分”商店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全美究竟有多少家以“99美分”作招牌的商店,谁也说不清,但这些商店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绝大部分(不是全部)商店价格只有“99美分”;二是“99美分”商店主要集中在低收入者集中居住地区和新移民地区;三是绝大部分“99美分”商店出售的商品都产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     

传统与寻真——西方古典汉学史回顾

由作为翻译家、编撰者和编辑的耶稣会士,驻外领事,商人组成的前汉学家(protosinologist)队伍,以及十九世纪中後叶第一批传教士汉学家,他们留给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汉学研究一种既粗糙又不成体系的方法论观点及研究课题,尽管两者都得自於中国本土学者和注经家(scholiasts)那里。     

明代云南佛教文化现象探析——《徐霞客游记》读书札记

《徐霞客游记》的滇游日记大量记载了云南的佛教寺院,以及士庶、官绅等阶层与佛教的交往。本文通过对游记中佛教场所的统计,以及士庶、官僚等阶层与寺院的关系,简要探析了明代云南佛教的人文现象的成因。     

试论中国现阶段中间阶层的群体界定

中国关于中间阶层问题的研究,虽然较为盛行,但是目前在概念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见解.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当前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从这种混沌的表象中欲了解社会结构,中间阶层研究仍然是一把有力的钥匙.本文从社会发展和从理论层面的探讨入手,再一次斟酌了现阶段中间阶层较为合理的群体界定.特别是在旧中间阶层的问题上,发达国家的旧中间阶层,随着社会竞争性的加剧,在逐渐的分化和萎缩,因而在研究上未受到重视.但是,在中国,却是伴随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小企业在大量的产生.因而旧中间阶层,不是在减少而是在相对的增加.是与发达国家的旧中间阶层相近,但又有区别的概念.     

利玛窦与肇庆官场

利玛窦奉耶稣会之命前来中国传教．1582年8月到达澳门．是年传教士曾三度被允许进人中国,但未能建立居留点。经过一番活动．传教士于次年10月在肇庆取得立足之地。广东这次“对外开放”。并非因为大明帝国的国策有什么改变．更非如某些论者所说的广东一些地方官特别开明．整个过程不过是一场行贿与受贿的博弈．这就注定耶稣会士的中国之行必定焦头烂额．而且最后必定以失败告终。     

李士珍拟《建警计划草拟经过之简述》

本件史料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在该校 1 946年警政讲习班毕业前夕的一次总理纪念周上的讲演稿 ,内容为从 1 941年至 1 946年李氏受命筹拟全国建警计划的经过 ,可供研究民国警政史的专家学者参考。建警计划草拟经过之简述( 1946年 11月 )各位官长、各位同学 :关于建警计划草拟之经过 ,本来还没有到报告的时候 ,因为这个计划经过三四年之久 ,到今天还没有确定实施 ,本来不必说明 ,但是 ,在校的警政讲习班 ,就要毕业 ,希望知道这个计划 ,各位同学也有同样的要求 ,因此在纪念周中提出来向各位同学说明一下。甲、原始五年建警计划草稿本稿…     

士山盘铭文别议

本文对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士山盘铭文中王册命士山的一段文字提出了自己的解释,释出其中未识之字“方”,认为“徵(惩)”后的“服”字为治服或来服,“服”的对象均为方国或部族名。     

从文徵明的经历看明中期吴中士商关系之渐变

明代中期尤其是正德以后,中国社会,尤其是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社会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这种变化鲜明地体现于士人身上。吴中地区城市工商经济的发达,导致部分士人对生活方式作出了全新的选择,并由此带动了当地士风的变化。文徵明作为出身官僚家庭的传统文人,一向以保守、审慎著称,但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他也以各种方式参与当时的文化市场,并对商人、商业活动有着不同于以往士大夫阶层的全面评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吴中社会风尚的深层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