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囊救国的红色士绅牛友兰

第一代北大学子,晋西北新学的先驱 牛友兰,名照芝,1885年出生在山西省兴县蔡家崖村.幼时在本村温家私塾和城里嵋山书院读书,21岁时考中秀才.1906年牛友兰赴京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在京求学期间,他有机会接触和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先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影响着他,继而又潜心研读孙中山的著作,研读了同盟会主办的<民报>等进步刊物,使他认识到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之所以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强取豪夺,主要是中国自身的贫穷落后所致.而要改变这种积贫积弱的落后状况,必须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必须改革社会,唤醒民众,扫除愚昧落后,提高国民素质.这些先进思想的影响为他一生的进步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从乡约看近代士绅与近代社会

近代绅士通过乡约来实行地方自治,强化自已的社会地位,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在晚清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关注近代乡约,关注乡绅有助于我们透彻了解近代社会生活的特质。文章通过对近代乡约的研究,从士绅与乡约的制定、士绅与乡约的宣讲、士绅如何通过乡约控制乡村社会三个方面,揭示晚清士绅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融合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个案透析,颇有新意。     

《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

若干年来,士绅研究一直是晚清史的一个热点,本书不但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个案,而且得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结论。本书认为,在晚清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的士绅阶级开始自我分化,其上层是清末新政的利益获得,权力迅速膨胀;而下层士绅却被急剧边缘化。[第一段]     

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的广东省广宁县为例

同治、光绪年间历任广宁、四会、南海等县知县的杜凤治,留下一部记载详尽的日记,是研究晚清广东的珍贵史料。本文主要利用他在广宁县任知县时的日记,讨论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杜凤治的“学校、征输、听断、缉捕”四要务,都要争取士绅的合作与支持;但他在征收钱粮时使用了大量威胁、强制手段,引起士绅不满,引发了士绅的上控和闹考。知县、士绅经过一番较量后达成妥协,双方都有所损失,但都分别保住了官职与功名。咸、同年间是官绅关系变化的关键时期,广东的情况更有其特别之处。同治年间广宁县的案例,可以使我们对晚清的基层政权与基层社会增加了解。     

太平天国运动与晚清科举制之关系探讨——兼论清廷推行捐纳举措的得与失

文章从科举制度层面透析太平军军兴之因,用史实揭示了清延通过大开捐纳和竭力恢复科举制的整合和控制功能,赢得了大多士绅的归附,打赢了与天国政权之间的人心和人才争夺战。但这也造成了官民流动机制的变异,清廷功利政治的泛滥。它拓宽了太平天国运动史的研究视野,对全面认识晚清政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明代赣南的风水、科举与乡村社会"士绅化"

自明中期起,赣南社会掀起一股造风水、兴科举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地方官的倡导、地方绅士的响应起了很大的作用。明代赣南社会出现这股热潮,表明了明代中期以来中国传统社会追求“士绅化”的心态。把风水和科举联系起来,虽然是中国人祈福求祥心态的自然反映,但并非单纯是风水术上的一个发展问题,更不是赣派风水发源地赣南独特的社会现象,而是宋以来南中国整体社会变迁的一个过程和结果。风水这类看似游离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民俗观念,其实蕴藏着非常复杂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应放置于整体社会变迁的背景中加以考察。     

论清末江苏士绅参政——以江苏谘议局之筹备设立为例

现代意义的政治参与滥觞于清末谘议局.江苏士绅在江苏谘议局筹备中"处处导官之先路",从调查造册到初、复选举,均按法定程序完成,基本具备现代民主选举的初步形式.江苏士绅的参政程度受年龄、教育、出身和地域等诸多因素影响.     

士绅保路冲冠怒,不帮朝廷帮“乱党”

孙中山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是有道理的。自1908年清廷的少年亲贵上台以来,有诸多的倒行逆施,影响最大的,就是收权,一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二把汉人权力收归满人。而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就是这收权政策牵动面最大的一个行动。原本发动立宪请愿的汉人士绅,是要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     

陈毅巧改戏台联

抗日战争期间的黄桥大战后不久,新四军开进江苏盐城将营镇,陈毅将军的军部设在老秀才马如融的家中。那时的风气,除了敲锣打鼓放鞭炮表示欢迎外,还盛行演戏慰劳军队。地方士绅公议,在河东十八亩空旷地面上,搭了戏台,约请筱海红的戏班子登台演出,并恭请陈毅看戏。陈毅准时赴约就座。举目一看,见戏台两旁悬挂着一副对联：乘风破彼千层浪;抗日凭公一片心。横联是：欢迎陈军长。     

近代中国士绅地位变化初探

士绅作为一个阶层以及因此而来的士绅制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既是传统社会的受益者,也是传统在近代的捍卫者。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士绅地位跌宕起伏,但总体上来说是逐步呈衰弱之势,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其地位衰弱的原因颇多,一方面国外势力的进入致使中国财产的大量外流,而这负担直接加之于农民身上,致使传统士绅因不能履行保护农民固有的职责逐渐被农民所抛弃而趋于衰弱。一方面近代化的深入使深具传统特征的士绅不得不由中心地位走向边缘化,最后消失于历史长河中。随着中国士绅地位的逐步丧失,中国广大农村也越来越贫、糟、乱。这是中国共产党进入农村前的现状,它为中共打入农村内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