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朝新旧门户探析

士族是以汉魏的世家大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但并不是汉魏时期所有的世家大族都能成为土族。他们区分于世家大族又有些共同点,随着两晋门阀政治的发展,士族的势力也达到顶峰,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拥有很高的地位,而且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很大．这是由当时的特定因素决定的。本文主要以士族形成后,在“士庶之间,实自天隔”的基础上,对士族内部新旧门户升降和不融展开讨论。     

魏晋时期的江东士族简

自东汉末年形成的江东士族,对三国、西晋、东晋以及以后的南方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东吴政权的江东化保证了江东士族的发展,西晋灭吴之后江东士族入洛求发展,遭到冷遇后返回江东,待时而动,三定江南后支持东晋政权,客观上加速了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     

琅琊王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

东晋的北方高级士族与南方社会有所融合,并较早地结成以宗族、乡里为核心的新的乡族集团。从墓志和文献记载来看,高门士族固守南北不婚的传统原则,固守自己的郡望,而远离南方土著社会,又由于居住地和葬地都没有固定在侨郡县中,因此,不但不能对侨居地产生情感的认同,而且也不能与侨郡县中的乡族势力结合,使之成为支持力量,是造成其在东晋后期以后逐渐失去国家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唐代山东四姓政风研究述评

政风即为政治作风。山东士族发起于两汉之间,鼎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隋唐衰落下去,能在数百年间屹立不倒其政风必有可取之处。目前学术界关于唐代山东士族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相对于此,有关山东士族政风方面的研究则尤显薄弱。     

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力量替嬗与国家应对

中国中古时期经历了工商业为代表的财富力量兴起、式微和再兴,以及士族势力的起落。社会力量这一替嬗是社会经济的自然力量和国家的制度设计交互影响的结果。汉武帝新政通过打击和疏导双管齐下,消除了春秋战国以来日益膨胀的工商业力量,但其作为疏导财富力量的不限民名田政策成为士族阶层兴起的滥觞。唐朝在此前历代消解士族努力的基础上,通过科举制等制度将士族吸纳到统治秩序之中,转化为国家统治力量,完成了消解士族的过程。宋代建立了与财富力量共利分利的机制,与财富力量确立了相互依存而非对立争利的关系。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处理与社会力量关系的良策就是因势利导。     

简析东晋门阀士族

东晋由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共同支持建立起来的,侨姓门阀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发挥了主导支配地位,通过与皇族联姻,把持中央政治与军事大权,形成了皇族与侨姓门阀士族"共天下"的局面,奠定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格局,维持了东晋百年政治。     

《世说新语·方正》及“方正”观研究

《世说新语·方正》的取材与传统方正观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前人已屡有提及,但大多只是着眼于某一具体事例。本文在此基础上指出《方正》中"方正"的背景已经朝廷政事拓展到了私人交往的环境,《方正》的重心在于强调士人维护其个人和家族尊严的心态,并分析了这种心态产生的历史原因。进而通过对《方正》总体上的考察,阐述了《方正》中"方正"寓意的特质。同时,对《世说新语》研究中门类与具体事例的关系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魂返故土还是寄托异乡——从墓葬和墓志看东晋的流徙士族

企望回归,接受现状,或于两之间徘徊,南下遗民与其故乡和流徙之地的关系,通过墓葬材料可知,不同士族,甚至同一家族的不同成员,都会按照个人境遇和地位,有不同的观点。     

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以两《唐书》用词为中心

本文从两《唐书》中“士大夫”一词的使用及其意义入手,认为“士大夫”一词在唐初多指门阀士族,后来主要指称“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士大夫在唐代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对他们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和要求。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是“士君子”。到宋代,“士大夫”不再指门阀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对立面。宋代的“士大夫”具备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舆论的能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质的阶级。     

十六国时期氐族和鲜卑族教育政策对比研究

本对建立前燕、后燕、南燕政权的慕容鲜卑和建立前秦的氐族的教育政策进行了探讨,认为两族统治都十分注重推广儒学教育,但慕容鲜卑的教育政策重上而轻下,受门阀士族制度影响较大;氐族则是重视社会普及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进入统治层的汉人的社会背景不同、统治的儒学水平及社会安定程度不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