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寻阳陶氏家族的变迁

本文考察了东晋时期寻阳陶侃家族的历程。以陶称之死为分界 ,陶氏在东晋经历了从武到文、从军功走向隐逸的变迁。东晋初期南土将领与侨姓士族矛盾重重 ,陶侃因受侨姓士族排挤曾“潜有异志”。陶侃死后 ,陶称被诛 ,陶氏深受打击。此后以陶范为代表的陶氏后人曾努力想进入东晋主流社会 ,但由于出身关系而遭排挤 ,最终衰落。至东晋后期 ,陶氏以隐逸人物闻于史。陶潜和陶延寿在晋宋之际有振作的迹象 ,但侨人政治的现实使他们最终失望。在东晋侨人政治的传统下 ,陶氏的历程对于南方寒族来说具有典型意义。     

试论魏晋隋唐时期的宗族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中古宗族势力发展的顶点,也是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各王朝在巩固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虽然必须借助于宗族与士族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们都与异己的宗族与士族势力进行着强力的较量,并开始清理宗族势力在乡村社会中的根基。就其宗族政策而言,魏晋以依托为主,南北朝以收拢为主;收拢之力度南不如北。至隋唐时期,旧式宗族逐渐消解,新式宗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隋唐王朝则从制度上完成了对宗族这一社会力量的有效分解与钳制。在隋唐宗族政策的冲击下,中古宗族的政治与军事功能逐渐消退,经济互助功能以及血缘凝聚力的效能与影响明显逊于前代,宗族威权发生蜕变,开始了向近古新型宗族的演进。     

“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辨

史载"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魏、北周时期选官制度发生变化的一面,但却忽略了其时选举制度依旧注重门第与官分清浊的一面。西魏、北周时期,九品中正制依然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并在维护关陇士族和当朝勋贵的仕宦特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时职官制度仍有流内与流外之分,"九命"与"九秩",就是在北魏"九流三清"和"勋品流外"官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是北周官分清浊的重要表现形式。西魏、北周的清浊观念也十分显著。"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并未全面、真实地反映当时选官制度与职官制度的实情。     

简论唐初江南士族婚姻观念的转变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士族盛行门第婚,但在山东等士族门第婚盛行的唐代初期社会中却淡化了传统婚姻观念,走上务实进取的风格。这应该是在政坛上渐渐活跃的江南士族的适应性努力的表现。     

浅析九品中正制

中国历史上选官制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大阶段:世官制、察举制、科举制。选官制度作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在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更是突显了它的这一作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统治阶级内部划分权力。本文试以三国两晋南北朝作为一个分析研究的横断面,浅析一下九品正制的历史成因、运作机制、影响,试探讨九品中正制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制度产物曾经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作用。     

世袭社会的另一种形态——对六朝士族社会的一个初步观察

按照以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文化名望这三种主要社会资源的分配作为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尤其是权力分配的标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还是应被称之为世袭社会,即一种和从西周到春秋的世袭社会既属于同一个类型,但又有许多区别的世袭社会。而从这一历史时期之前和之后的社会历史看,此前的秦汉社会并非世袭社会,而是已经走向了选举社会;从唐以后的历史看,更是形成了一个稳定的选举社会。这样就有了一种在两个选举社会之间夹持一个世袭社会的情况,出现了一种回潮或曲折,似乎不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但事实就是如此。     

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

东晋南朝时代,江东地区的文化冲突和融合,表现为侨、吴、士、庶之间的?格互动,并最终形成了既体现汉魏中原文化精髓、又兼具吴地文化特色的江东文化。自隋唐以后,江东一直是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心。追溯其源,其滥觞就是东晋南朝时期形成的江东文化。     

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

蜀汉政权与益州土著士族的关系,与其稳定有密切联系。吸取刘焉、刘璋时期的教训,自刘备入蜀、诸葛亮治蜀到蒋、费执政,蜀汉政权既注意控制其势力的过度膨胀,又注意维护益州士族的利益,故益州士族对其较为拥护和支持;蜀汉后期政治昏暗,社会动荡,影响到益州士族的根本利益,故其对蜀汉政权的覆亡漠然置之。     

关于魏晋南北朝士、庶族关系研究思路的一点补充

本文对魏晋南北朝"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等历来学界的所谓"定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这涉及到士庶族这个人之间的个体性格,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本文则就此展开了论述。     

简析东晋门阀士族

东晋由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共同支持建立起来的,侨姓门阀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发挥了主导支配地位,通过与皇族联姻,把持中央政治与军事大权,形成了皇族与侨姓门阀士族"共天下"的局面,奠定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格局,维持了东晋百年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