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以炯和黎庶昌的君子之交

状元居然被＂蛮烟僰雨＂、＂鸟道蚕丛＂、＂红革紫姜＂、＂鸱张鼠伏＂之地的贵州士人夺走,天下为之震惊。中外以为＂异士在黔,对贵州的士人刮目相看。光绪十五年（1886年）,贵阳青岩人赵以炯,在清光绪丙戌科殿试中才压群芳,成为贵州省以状元及第、魁夺天下的第一人。状元居然被＂蛮烟僰雨＂、＂鸟道蚕丛＂、＂红革紫姜＂、＂鸱张鼠伏＂之地的贵州士人夺走,天下为之震惊,以为＂异士＂在黔,对贵州的士人刮目相看。贵州人则扬眉吐气,欣喜若狂。李端棻先生在为这位后进举行的宴会上赠联一副：沐熙朝未有殊恩,听鸿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岂吾黔久钟灵气,忆仙笔留题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     

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的社会交往初探

在中国中古门阀政治的背景下,士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对于维护和提升其政治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北魏前期的汉族士人虽然在政治上受到较大的限制,但他们仍然试图在现有政治状况之下,通过社会交往建立社会网络,从而形成相互间的身份认同并获得有效的政治资源。乡里社会是汉族士人展开社会交往的基础,他们也十分重视。随着仕宦于平城的汉族士人逐渐增多,平城就成了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社会交往的中心。以崔浩为中心的社交网络和青齐地区的汉族士人的交往成了这一时期较为明显的两种社会交往形态。当然,汉族士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往往受到政治的牵连。     

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走访与雅集——以苏轼为中心

交游为士人在朝堂之外的重要活动。东京在北宋士人的交游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住宅与庭园为载体,士人之间多有走访与雅集。苏轼、范镇、王巩、王诜、王棫以及苏门六君子等人的住所,分布于东京城的不同方位。经由日常的走访与雅集,这些同在东京而籍贯、家世、世宦背景各异的士人,实现着身份的相互认同,彼此的关系得以维系和巩固,生成结构松散而相对稳定的交游圈,共同营造出富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社会文化氛围。     

郑珍的生态观

贵州历史名人郑珍并不是一个只知穷经吟咏的士人,他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他的《樗茧谱》就是农业科学方面的专著。他生长在山区,比一般当时的士人早就认识到植树造林的重要性,开荒破坏植被的危害性,他有《黎平木赠胡生子何长新》：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

宋代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出任地方亲民官,并设置巡检、土兵、县尉、弓手等基层武力,将有财力的百姓纳入吏职,使县成为宋廷深入基层社会的基点。徽宗时期,宋廷无力维护地方治安,使地方菁英、豪右与胥吏所形成的地方势力在基层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南宋时由于长期和战等因素,使县政推动更需倚赖地方势力的协助。地方豪强与菁英—地方官员—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形成南宋以后中国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共同合作互相依存。宋代士人的角色更为重要,是南宋时代基层社会的主要力量。     

关于“竹林七贤”名义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竹林”文化意义的阐释,“七贤”之间性情品格巨大差异的分析,有关“竹林之游”时间的考证,认为“竹林七贤”这一名士群体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而是东晋士人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进行加工再创造的产物。     

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逐利风气的狂煽和席卷,包括下层士人生员和上层士人缙绅在内的整个士阶层也深受感染,发生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异动,具体呈现在利欲意识的强化、治生问题的关注、躁急奔竞的突出、正常人格的扭曲、标新好奇的狂热、政治干预的强烈等若干方面.在社会问题丛集的明朝末年.上述表现中的某些方面的变形及其恶化最终导致了作为引领社会进步的士人阶层社会责任的严重缺失,成为酿成明朝国运不救的重要原因之一.     

“康熙历狱”对清初士人的影响

清初以杨光先为代表的部分正统士大夫,遂奋起攻击汤若望和西洋历法,掀起了清初最大一宗反西教案件——"康熙历狱"。"康熙历狱"的实质就是中西历法之争,对清初士人的影响例如徐光启盛赞欧几里德之《几何原本》,以极其忠实的态度翻译出其6卷。他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是倾向于科学起源的多元论的,而且只有通过"会通以求超胜"的努力,才有希望走上近代科学大道。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唐代量移制度与贬谪士人心态考论

量移是唐代教育中一项颇为重要的内容,在唐代各种赦文中,大多数都有量移的规定,在其他一些文史资料中,我们也经常可以见到“量移”二字。例如,李白有《见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诗二首,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中说张“寻复贬南浦尉,经量移不愿之任,得还本贯”。特别是治中唐文学者,论及刘柳诸人,便不可避免会提到他们在被贬谪後更遭到“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