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南文化”研究一瞥

在北京历史化研究中,对“宣南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宣南”是地理概念,指北京宣武门外以南地区。据北京史专家叶祖孚讲,明代今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以南,东至潘家河沿,西至教子胡同一带叫“宣南坊”;到清代时逐渐把宣武门以南地区都叫成“宣南”,人唱酬歌咏,也习惯在自己作后面提名时署上“宣南”两字。“化”是指清代在宣南这一地区形成的各种化现象,特别是士人化现象。清代和民国时期,已经有“宣南士乡”之名称。     

"小说界革命"与晚清士人的边缘化

晚清“小说界革命”,是由新派士人中作为倡导的精英士人和作为小说家的下层士人合作完成的,以。开启民智”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在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的维新时代,为新派士人,尤其是下层士人提供了上升途径,暗合了新派士人以边缘挑战中心的社会心态。但是,由于小说的内在特质,士人与一般民众的思想分离,“小说界革命”未实现预设的启蒙目的。     

浅谈苏轼、赵孟頫、董其昌在文人画发展中的作用

在谈论文人画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时,学界几乎都集中地注意到三个人——宋代的苏轼、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董其昌。但是,苏、赵、董三人的文人画理论是非常不同的,他们的审美旨趣、创作实践更具有明显的区别。苏轼讲的文人画是士人画,结合他强调的士人画的特征及题材的象征意义,明显可以看出其在"高逸人品"、"不可荣辱"方面与董其昌是根本不应该相提并论的。本文旨在分析苏、赵、董三人在文人画发展中各自起到的作用,探讨他们为当时及后世文人画发展带来的影响。     

论北宋王朝对蜀人的疑忌与选派入蜀士人之特殊性

巴蜀地域有险峻封闭的地理形势,富饶自足的物产资源,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它具有无可比拟之战略地位.加之历代皆有豪杰割据巴蜀并从而据有天下,使得统治者不得不以蜀地为诫.赵宋政权北征的彻底失败,形成与辽、金、夏等政权的鼎分之势.宋统治者放弃了对北方政权吞并合一的政治军事梦想,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把统治重点放在对内的防范和控制之上.巴蜀地域的安定,就成为赵宋政权维持其统治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对巴蜀地域的治理就异于其他州府,尤其表现在对入蜀士人的选派上.一方面,入蜀官员既要有忠厚之品性,同时也要具有干练之文武才能.这些入蜀士人皆成为赵宋中央之重臣.北宋朝廷通过选任入蜀官员,既加强了对巴蜀地域的控制,也进一步将地域文化整合到国家大一统文化之中.     

明清时期江南士人习医原因初探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很多士人加入习医的队伍，究其原因，主观上是自身兴趣和家学渊源所致，客观上则是由于科考不得志、谋生以及自身抱病、父母生病等。     

科举制度改废与清末十年士人阶层的分流

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这场制度变革直接改变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和中国文化的命运.士人是科举制度下知识垄断者,居于中国四民社会之首.科举制度停废,意味着其原有流动渠道不再畅通,从而分流到新式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部门.士人通过身份转变,担当起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中介.     

南京诗意地名

<正>桃叶渡如果没有才子与佳人的相遇,谁会在千年后漫步于秦淮水畔,去寻找一个失落的渡口?如果没有那个动人的名字和那首缠绵的歌,谁会在千年后踯躅于鹅黄柳绿的三月,去追忆那片鲜艳的桃叶?1600年前遗失在这里的美丽,1600年后仍然能找到。古音中的桃叶,迢迢于枝头,纷飞于歌中,三两片,落在树根旁边,默然不语。那是一个崇尚诗酒与风流的年代,那时候,秦淮河与青溪交汇处的渡口水流深而湍急,来往的船只常     

莆田士人的藏书与刻书活动(下)

本文按时代沿革对福建莆田士人的藏书与刻书活动进行介绍和分析,认为由于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不同,这项活动在各个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点,存在发展程度的差异性和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性。但是,莆田士人努力创造了福建藏书与刻书史上的多项历史纪录,取得的成就值得肯定。     

“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

没有什么重大政治变革的“五四”前一年,对许多时人来说却曾充满了希望：既有“公理战胜”的乐观,也有对“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学生参与校外活动受到鼓励,大型欢庆活动在方式上为五四运动进行了预备。政治和思想走向呈现出特别明显的内外缠结特点,不少人以为人类新纪元从此开始,希望借欧洲战胜的东风,由外及内,一举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进入世界大同境界。巴黎和会与南北和会代表着以会谈方式解决困局的尝试,两者的失败预示着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和缓取向的艰难。希望和失望都来的有些意外,举国的失落感强化了士人心态的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