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沈岗墓地（西区）邓国墓葬发掘简报

沈岗墓地位于襄阳市高新区团山镇余岗社区沈岗西部,2004～2010年共清理两周至明清墓葬千余座,以东周时期墓葬为主。其中本次报道邓国墓葬23座,均为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朝南,葬具多为单棺,随葬器物除1座墓葬出有铜器外,余皆为小件玉、水晶器和珍珠等。墓葬年代属春秋早期。     

洛阳北窑西周墓地性质初探

洛阳北窑西周墓地,埋葬人员庞杂,随葬大量毁坏的兵器和车马器、随葬器物分层埋葬和无嫁女的媵器等特征,不仅与其它地区西周贵族墓地有明显不同,而且与西周时期实行的族葬墓制度也不合,结合《周礼》关于西周墓葬制度的相关记载,联系到这里曾是“成周八师”的驻防地,我们认为这处墓地是“成周八师”阵亡将士的“陵园”。     

木华黎史迹考——兼论木华黎家族在元大都的王府、食邑与墓地

木华黎是元朝开国元勋,其家族位高权重,在元王朝的地位仅次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1215年,元军攻陷金中都后,成吉思汗令木华黎建牙云燕（今北京）。1239年,窝阔台令速浑察国王移幕府于兴和（今张北县）。1263年,忽林池国王又奉诏将幕府东移至辽阳（今锦州市）。木华黎后王相继在兴和、辽阳封地兴建家族墓地。1265年,元世祖在燕京赐予安童四千户食邑。1285年,元大都新城落成。木华黎家族不仅在京师新城兴建王府,而且在大都路檀州仁丰乡（今北京密云区苍头村）、良乡县稻田村（今北京房山区良乡镇）、涿州房山县独树村（今北京房山区岩上村）食邑兴建家族墓地。明朝建立后,木华黎五世孙答剌麻硕理后人从涿州房山县迁往陕西大荔县。尽管木华黎凭借武力征服了中原地区,但其后裔在入主中原后却被中华文明征服,如这些蒙古王爷入乡随俗,模仿中原贵族在王府门前摆放镇宅石狮,在家族墓地开辟神道、陈列石像生,甚至改用汉姓,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重庆巫山琵琶洲山包墓地2004年、2006年发掘简报

2004年、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在重庆巫山琵琶洲山包墓地发掘了52座墓葬,其中战国晚期至汉代墓葬42座、宋代墓葬1座、年代不明墓葬9座,出土陶器、铜器、铁器及石、漆、银、琉璃、铜钱等遗物共514件。琵琶洲山包墓地从战国中晚期一直延续至东汉晚期,为我们研究三峡地区汉代聚落布局、丧葬制度以及社会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     

安徽长丰埠里墓地北宋墓M13、M14发掘简报

2019年4月—2020年12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长丰下塘镇埠里墓地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实际清理西汉至宋代墓葬15座。两座北宋末期的墓葬M13和M14规模较大,结构特殊,出土器物精美,颇具代表性。M13为带墓道的仿木结构八边形单室砖墓,出土了陶器、瓷器、铜器、银器、漆木器和墓志等;M14为带墓道的长方形单室砖墓,墓室外顶部呈龟背状,出土了银器和铜器。这两座墓葬资料为研究安徽江淮地区家族墓葬制度、埋葬习俗、地面建筑形态以及当时的社会形态、文化特征、生活方式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的两座春秋墓葬

陶寺北墓地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北,因盗墓被发现,从两周之际延续到战国时期。2015年、201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墓地中部偏西北处共发掘春秋中晚期竖穴土坑墓10座,其中四座墓葬出土青铜器,本次简报报道了其中的两座。这批资料丰富了晋系青铜器的内容,对研究春秋中晚期青铜器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安徽六安经济开发区碧桂园战国秦汉墓地发掘简报

2017年8—9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六安市碧桂园战国秦汉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中小型墓葬35座.随葬器物较为丰富,包括陶器、釉陶器、铜器、铁器、琉璃器等,为了解六安当时的物质文化及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新材料.     

江苏南京丁奉家族墓地

丁奉及其家族墓地位于南京北郊幕府山南麓。2020年5月至今,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墓葬共4座,均为南北向,东西并列分布,自西向东编号M2-M5,其中M3出土砖地券,券文清晰,明确墓主为孙吴名将丁奉。墓葬均为土圹竖穴前后室砖墓,砖室长度8米以上,由墓道、封门、甬道、前室、后室等部分组成。     

江苏淮安王庄村汉墓群的发现与研究——兼谈淮安地区汉代土墩墓

淮安王庄村汉墓群(御马墩)是一处西汉早期至东汉早期的墓地,共发现墓葬97座,墓葬排列有序,呈向心结构排列,出土各类文物近千件,是淮安市博物馆近年来发现墓葬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时代跨度长,出土物最丰富的一个墓地。墓地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汉代土墩墓研究的资料。淮安地区密集分布着大量的汉代土墩墓,墓葬极具地域特征,作为汉代土墩墓分布的一个重要区域,必将会把汉代土墩墓的研究引向深入。     

江苏镇江大港龙泉村西汉墓地发掘简报

2012年,镇江博物馆在镇江市大港镇龙泉村清理汉代土坑竖穴墓10座,出土器物类型以罐、盒、鼎、壶、瓿为主。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推测,墓葬时代应属于西汉中期。从墓葬的分布规律推测,该墓地应为一处家族墓地,家族内部又分为不同的家庭单位,墓葬之间的区别可能与墓主生活时代和社会地位的不同有关。这批墓葬的科学发掘,为研究镇江地区汉代丧葬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