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常州金坛区井头村土墩墓D5、D8发掘简报

井头村土墩墓群共发现8座土墩墓,其中,井头村D5为向心式一墩多墓结构,共发现7座墓葬、3处器物群、1处墓下建筑,出土遗物主要有硬陶器、原始瓷器、泥质灰陶器等,年代为春秋中晚期;井头村D8为一墩一墓结构,发现1座墓葬、3处器物群,出土遗物主要有硬陶器、原始瓷器等,年代为春秋晚期。井头村D5和D8的发掘为江南地区尤其是宁镇地区土墩墓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钟离诸墓研究三题

钟离诸墓的年代在春秋中晚期,钟离国的灭国年代可能在公元前518年。诸墓葬的文化因素皆呈多元化结构,包含本土文化因素、中原文化因素、楚文化因素、鲁东南地区文化因素、吴越文化因素等,背后体现了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与时代背景诸多方面的影响,其中钟离国与鲁东南地区的文化交流值得重视。而随着楚文化的扩张,墓葬中的楚文化因素逐渐浓厚。     

武威慕容智墓壁画颜料分析及制作工艺研究

慕容智墓壁画发现为研究吐谷浑葬制葬俗及唐与吐谷浑民族关系史等问题提供重要实物资料。本研究利用扫描电镜-能谱（SEM-EDS）、拉曼（Raman）、X衍射（XRD）及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联用（PY-GC-MS）等方法,分析了唐慕容智墓出土壁画的颜料和制作工艺。结果显示慕容智墓壁画颜料原料为铁红、铅丹、碳黑、靛蓝、方解石;壁画结构分为支撑体、地仗层、颜料层三部分;绘制壁画过程中,采用颜料加动物胶进行调和。     

陕西西安东郊西等驾坡唐墓发掘简报

2021年9月至2022年4月,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更新项目,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雁塔区西等驾坡村发掘了一批古代墓葬。其中唐墓两百余座,8座出土墓志的墓葬年代明确,为研究唐中晚期中小型墓葬提供了新资料。     

景观、疆域与民族认同：以《松花江上》等抗战歌曲为中心的分析

国家疆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近代以来,中国国难日亟,国人在民族主义涵养之下,日益认识到中国乃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是神圣不可分割的地理单元。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为全国瞩目之地。知识分子和政界精英在以《松花江上》为代表的抗战歌曲中,借助“白山黑水”“大豆”“高粱”“森林”“煤矿”等景观符号,以民族成员披荆斩棘开辟家园的历史激励民众,以现实中“美丽富饶”的东北形象感染民众,以未来民族赖以生存的富源鼓舞民众。通过历史、现在和未来三重景观意义的塑造,将东北从抽象的地理空间转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象征性空间,意欲凝聚民族感情,唤醒国人的家园意识,号召国人收复失地,共御外侮,救亡图存。     

孔子图像的构建与流变

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有一件孔子屏风,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实证文物,其上所绘是迄今所见最早孔子像.作者通过考辨文献与图像对比,梳理出自两汉至宋元孔子图像的传承脉络与构图结构流变,并确定此图为《汉书》所记《孔子徒人图法》.西汉时期的孔子屏风、《孔子徒人图法》,规范了这类孔子及其弟子画像的大致风格,此时"孔颜相对",弟子像不过十数人;东汉来年粉本流传于世,学宫中已将弟子像由十数人扩充至七十子,可能已有"孔子行教"一类的孔子像单人.由晋至唐,画家在不改变孔像格套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孔子朝向、删掉颜回图像等方式,创作"孔行颜随""孔子行教"图,并最终发扬光大.     

匾额中的中国古代廉政文化

匾额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不仅有说明建筑名称的作用,也起到激励教化的社会作用,而起到教化作用的匾额可以脱离建筑,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在古代社会,匾额分为官匾与私匾,官匾就是皇帝钦赐、朝廷官员官方题写的匾,官匾之外的便是私匾。除了标识类匾额外,具有教化功能的匾额按匾文内容再细分,一般分为科举功名匾、宣扬高尚品德的宣教类匾额、体现家族荣耀及祝福高寿老人的庆贺匾、表扬清明廉洁的清廉匾,等等。     

王铎撰《大司马元配夫人王氏墓碑铭》探析

河南新乡市博物馆收藏的一通《大司马元配夫人王氏墓碑铭》,出土于新乡市孟营村。墓碑青石质,碑石呈长方形,墓碑高197.5、宽71.5、厚4.5厘米,正面行文22行,满行62字,计1326字。碑额碑趺已佚,碑左侧正书,右侧篆书楷题"大司马元配夫人王氏墓碑铭"。此碑是由王铎撰文并书写,宋权篆额,陈之遴书题,三人俱为降清明吏;碑左侧由梁祚明篆书,梁祚明为新乡人,《新乡县志》《孝友传》载"壬申盗警"(指明末李自成军路过新乡事),他昼夜守城,并捐钱及粟,所著甚多。文中大司马即张缙彦,号坦公,河南新乡人。此碑不见著录。     

角形玉杯和来通杯

广州南越文王墓为西汉时期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之墓,墓中出土了一件雕琢精美的角形玉杯(图一),应是南越王生前喝酒的饮酒器,它是目前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唯一一件角形玉杯(也称玉角杯)。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传世品玉角杯(图二)与南越王墓角形玉杯相似,依照南越王墓的角形玉杯,于近些年才被断代为汉代[1]。这两件角形玉杯,其独特的造型,与国内同时期的其他玉质容器迥异,也有别于汉代常见的饮酒器,但是它们却与希腊时期横跨亚平宁半岛至小亚细亚半岛地区出土的来通杯(Rhyton)极为相似。有专家认为,南越王墓的角形玉杯虽然不是海外舶来品,但是其造型设计很可能借鉴了西方的来通杯。本文将主要探讨南越王墓角形玉杯与西方来通杯之间的关系。     

浅析商代玉文化内涵——以妇好墓为例

商代作为王朝国家,继承了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发展,商代晚期手工业发展,玉器种类增多,制作工艺更为精湛,玉文化较为繁荣,是王权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妇好墓是商代后期墓葬的典型代表,对其出土玉器进行探析,讨论商代后期玉器象征神权与王权的文化内涵,得出商代后期巫术观念渐淡,玉器的神秘色彩逐渐减弱,王权象征的内涵不断增强。商代玉器的发展为周王朝借助玉器规范行为举止的礼玉制度奠定了基础,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