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视阈下回疆方志与清代新疆治理研究——以《新疆回部志》和《新疆回部纪略》为例

中国古代的方志编纂理念中,“资政”往往居于首位.《新疆回部志》和《新疆回部纪略》作为清代的两部回部志书,以经世致用、彰显功德教化以及严谨务实的撰写理念,不仅保存了清代大量珍贵的回部文献资料,凸显了方志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文献价值,而且为志书撰写确立了很好的典范.     

谈志书以事系人

人类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各项事业的发展变化,都是人们活动的结果,离开具体的人和活动,就不可能有事业的发展变化.志书要重视以事系人的使用,扩大人物入志层面,把人物活动的突出事迹与篇章节目所记事物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有血有肉,生动形象,打破各专志"见物不见人"的呆板枯燥局面,增强志书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提高志...     

关于《安徽扶贫志》名称和断限的思考

组织编纂出版《安徽扶贫志》,全面、客观、系统地记述安徽省脱贫攻坚工作历程,深刻总结脱贫攻坚经验,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将扶贫伟业载入史册,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但是,全国已经出版和正在编纂的扶贫类志书的名称和断限差异较大,尤其现在中国扶贫志编纂工程和中国全面小康志编纂工程已经正式启动,厘清扶贫类志书的名称和断限迫在眉睫。本文认为,扶贫志重点记述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战,其名称和断限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名称要与当地实际情况和全书记述内容相贴合,名实相符,上限依据各地实际情况具体操作,下限据所记内容断至脱贫实现之时。如为创修,则不标断限。     

新中国公安志编纂研究

公安志是专门记述公安(警察)历史与现状的专业志,系统、完整地记载我国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公安(警察)工作及其发展的历程,总结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和发现公安(警察)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弘扬人民公安优良传统、传承公安文化、资政育警、历史借鉴、史料收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我国公安志编纂事业的不断壮大、发展,大大充实地方志的内涵,为地方志的编撰提供更加全面、丰富的素材。     

《明史·职官志》“湖广承天府守备”辨误

《明史·职官志》关于湖广承天府守备的介绍仅有22字,但其可商榷之处甚多。除了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标点错误外,其文字上也有明显的讹误。从名称上看,“湖广承天府守备”这一名称还有以后出之地名冠以先有之官职的缺憾。从内容上看,《明史·职官志》更有以偏概全之嫌疑。由此可见,《明史·职官志》的编纂者们对明代宦官史料的收集与考证相对缺乏。     

车马心结与礼制安排：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车马及器物问题探微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车马及器物不仅是礼制的重要载体,也是墓主的心结所在。由于身份的尴尬及低调避祸的需要,这些器物未必都能加以实际使用,由此呈现出私人性的特点。而当它们以拆车葬的形式随葬于地下之时,则不仅是对于生器的功能消解,也在绝望的心境中,埋葬了再次车马之盛的诸侯王之梦。随葬车马坑出现统一的“驷马安车”车制,展现了出行时的状况,也是当时政治态势下的一种避祸选择。墓室中的车马器以明器模式出现,则与车马坑中的器物有着不同的功能性质。     

如何把好城区志质量关——编写《梧州市长洲区志》的体会

为确保城区志质量,做到在收集资料、突出地方特色、力求翔实、以事系人等方面要多层次把关。     

从《百家讲坛》看读志用志

要真正推动读志用志,可以借鉴《百家讲坛》的成功作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一是改变志书内容的表现形式,二是找准读志用志的载体,三是提供方便的读志用志平台。     

殷墟孝民屯遗址商墓随葬动物再研究

本文在讨论商墓随葬动物的不同分类方法及其得失的基础上,对殷墟孝民屯遗址商墓随葬动物进行了分类,并探讨了不同分类的随葬动物性质。本文重新梳理了墓葬不同类别犬牲的年龄,发现如果在腰坑和填土等非腰坑位置均随葬狗,会在可供选择的狗中挑选年龄更小的放置在腰坑中,但腰坑、墓葬的填土等非腰坑位置随葬的狗以及颈系铜铃的狗牲均以未成年个体为主,成年个体的比例并不高,因此根据是否颈系铜铃与死亡年龄将腰坑和填土中随葬的狗的性质和功用截然区分开来,证据并不充足。对孝民屯晚商墓葬二层台等位置随葬不完整动物的牲体选择的分析,发现商文化的丧葬礼制中当存在牲体礼,而牲体的选择也有其背后的礼制渊源。通过讨论古代墓葬用牲研究的方法,本文进一步提出结合动物考古的鉴定研究与考古背景、历史文献的“文化信息”的分析,对孝民屯等商墓或商系墓葬随葬动物或墓葬用牲进行个案分析或综合研究,是商文化乃至商周、古代丧葬用牲礼俗研究深入的重要基础。     

上马墓地M13铜器群研究

春秋中期,青铜器风格发生了一次较大的转变。本文将这一阶段的代表性铜器墓——上马墓地M13独立讨论,通过分析墓中出土34件青铜礼乐器的形制、纹饰及组合特征,结合相关资料,进一步细致明确地论证该墓年代在春秋中晚期。在此基础上观察到春秋中期的铜器在器类、形制、纹饰、工艺、区域特征这些方面都发生了改变,也有助于理解从春秋早期统一风格到晚期列国风格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