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与两次地中海协定

地中海协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与欧洲国家建立的最接近于同盟的一种合作关系．对于英国摆脱外交孤立、维持地中海地区的“均势”起了重要作用。但英国既想享受同盟恩惠、又不愿承担同盟责任的外交策略,使地中海协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隐患,也是日后地中海协定终结的根本原因。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签订和终止事略

1950年3月27日,《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在莫斯科签订。此协定的签订,经历了艰辛、曲折的过程。由于种种原因,1955年1月1日起,结束了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业务活动,将公司业务管理及属于公司的全部财产,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工业部新疆石油公司。     

中东路事件：1929年的中苏之战

1929年,在我国东北发生一起历时半年、震惊全国、轰动世界的中东路事件。对于这重要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     

日本外务省与1933年中的华北危局 --以应对黄郛北上为中心

在塘沽协定缔结之前,日本外务省内部对于中日关系应如何发展出现了意见分歧。这些意见,随着黄郛奉国民政府之命北上处理时局而具体显现出来。在与此事务相关的驻华外交官中,有吉明公使主张应透过支持黄郛,来达成与国民政府的和解并进而与其合作。然而一等书记官中山详一等人则大致接受关东军的主张,认为应在华北成立一个实质上脱离国民政府控制的政权。初采模糊立场的内田康哉外相,其立场大致倾向于中山等人。他最终否决了有吉的构想,并试图与国民政府签订一个政治协定。此一过程具体显现了当时外务省内部在对华外交构想上存在着分歧,以及其对华强硬派常占上风的历史事实。     

1924年《中俄协定》与中俄旧约废止问题--以《密件议定书》为中心的探讨

1917年俄国革命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自愿废除不平等旧约,平等对待中国。北京政府虽不愿立即承认苏联,但乘机清理旧俄在华条约特权。中苏谈判时,苏方坚持无条件建交后,再开会议订定新约取代旧约,北京政府则担心中俄会议不一定会有结果,坚持要立即废止旧约。最后双方妥协,在1924年《中俄协定》中,以《密件议定书》规定:新约未订定前,旧约概不施行。后来中俄会议虽经召开,但未获致具体成果,使得中俄旧约处于虽未废止,但不施行的含混状态。北京政府在移交俄国使馆及其他有关交涉中,均坚持中俄旧约已废,并持续推动其“修约外交”。     

日本在防共协定强化交涉中的决策探析

1938—1939年间,德意日三国为在防共协定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关系展开交涉。德意希望新三国协定尤其是其中武力援助义务的适用对象延伸至苏联以外的英法等国,突破防共协定的局限。日本政府内部对此意见分歧,陆军主张接受德意的要求并与之缔结军事同盟,外务省则反对。在海军的协调下,日本政府于1939年1月和3月两次达成折中妥协案。但随着欧洲局势的变化,德意与英法矛盾激化,要求日本就参战问题表明态度。参战问题触及日本海军的底线,海军坚决反对继续让步,陆军亦无法强行推进三国同盟问题。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防共协定强化交涉无果而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决定不介入欧洲战争。     

第二次柏林危机初期的英美分歧

发生于1958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向来以美苏之间剑拔弩张的军事与政治对抗而著称。但实际上,在西方盟国之间,围绕如何解决危机的问题,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激烈的斗争。美国从冷战的思维出发应对危机的方式,在危机初期就遭到了英国的质疑和反对。     

“满洲国”承认问题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一直设法迫使中国在事实上承认东北的傀儡政权,国民政府对此拒绝让步。《塘沽协定》的缔结,使伪满洲国和华北之间出现了所谓的缓冲区,国民政府极力淡化这一协定的政治性。山海关内外的通车、通邮谈判过程中,中日双方围绕伪满洲国的承认问题,出现了尖锐对立,日方并未达到目的。1935年以后,日本还是不断提出承认伪满的议题。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又做出了让步,冻结东北问题：虽然不承认伪满,但也不谈收复东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3年《开罗宣言》的发表。     

二战前后,德国与中日两国的利益纠结

<正>1934年8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与德国商人汉斯·克兰秘密签订《中德易货协定》。两年后,中德两国政府以补充信贷合同的形式正式确认了易货贸易的原则。中国以战略资源换取德国的军火,德国军火成为30年代中国国防建设的主     

周总理的一次“国骂”

正"文革"开始,周总理就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左思潮、极左情绪、极左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后,总理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对极左思潮开展了全面深入的批判,并且结合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地纠正"文革"造成的错误。批判极左的行动,开始时毛主席是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