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反应

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提出 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提出,受到苏联“赶超美国”口号的影响。1957年5月2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农业工作会议上提出苏联于最近三四年内在肉类、牛奶、黄油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当时莫洛托夫坚决反对,认为加快增加肉类和牛奶的产量,会把整个生产计划打乱,吃亏的将是重工业。     

1975年湖南省委工作队纪事

我原在外交部和人民日报社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下放到湖南农学院,曾任该院英语讲师,文化大革命十年都是在农院度过的。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一上来就迅速整顿各条战线,包括政治、经济、文教、科学、内政、外交和军队,无不立竿见影,全国各方面重新萌发了生机。在这一形势鼓舞下,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向农村派遣工作队,我也奉命参加了。成立工作队的原意是要贯彻邓小平的一系列“整顿”指示,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不料下去不久,形势突然逆转,工作队被迫接受“批邓”任务。这个弯子是怎样转的,当时干部群众心态如何？本人根据亲见亲闻,择其中有史料价值的一些事情,简述如下,作为历史的留念。     

万里三到无为

安徽省无为县1978年开始实行农业大包干,是全省最早实行大包干的县份之一。为什么无为县在当时能冲破重重阻力,在全省最早实行大包干呢？这主要应归功于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大力支持。从1978年9月到1979年12月,在无为实行大包干的起步和发展的关键阶段,万里先后三次亲临无为县视察,他说：“我要把无为作为推行大包干的联系点。”他每次来,都是重点调研生产责任制推行情况,     

核工业404基地创业回忆

我们的戈壁生活 地处大西北戈壁滩的核工业404联合企业（原名800联合企业）,是我国核工业重要生产基地和难得的后处理基地。 404厂在1957年确定厂址。1958年9、10月间建设队伍就开进了戈壁滩。厂址占地约100平方公里,没有一户人家,没有一株树,只有稀稀拉拉的骆驼草。二三十里地以外是茫茫戈壁荒无人烟,所以也没有征地移民问题。以后我们曾因工地孩子没见过树,便将他们用大轿车拉到玉门镇去看树。孩子们见到大树就高兴地喊起来：“好大的骆驼草!”     

向“十七大”献礼系列宣传之二 发展中的泰来农场

<正>泰来农场隶属于黑龙江省农垦总局齐齐哈尔分局,地理位置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泰来县境内,总人口3600人,土地面积16万亩,其中耕地5万亩,下辖五个作业区,从事农业生产职工2000人,是垦区小     

发挥优势 加快发展

<正>五常,黑龙江省的农业、人口和资源大市。幅员面积7512平方公里,人口100万,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全国水稻生产五强县。自然概貌呈"六山一水半草二分半田"分布,资源优势明显。"十五"期间,五常市充分发挥     

草根性、时代精神与文化创新

呼唤“文化创新”,是专家与大众、官方与民间的共同诉求。人们都厌倦粗劣的文化复制品,期待着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出现。然而,文艺创作、文化生产何以获得原创性源泉呢?我想,文化“草根性”的开掘及时代精神的弘扬,是值得关注的两个方面。先议“草根性”的开掘。这是文化创新的深厚土壤。广义文化指“自然的人化”,即所谓“人文化成”,一切文化创造都深深植根于“人文”之中,也即深植于人民生活的轨迹之中,文化创造需要直接、间接地汲纳人民生活提供的营养。这便是“草根性”的意蕴所在。比如说,早已成为经典,被供奉于庙堂之     

逝去的神话——退出历史舞台的蒸汽机车

蒸汽发动机的出现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其后所产生的蒸汽机车则一度成为了风行一时的铁路运输生产主要工具。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在中国,如今它已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了纪念人类的这一发明和曾经与工业生产一同前行的蒸汽机车,我们特编发了这组摄影图片,但愿能够给人们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编者     

工艺生产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社会复杂化的表层是社会分层和政治组织形式上的专制统治,但社会复杂化无疑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文德安(Anne P.Underhill)教授的《中国北方地区手工业生产与社会变迁》(Craft Produc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ern China)一书,就是从陶器生产探讨社会复杂化过程的一部专著,本文是该书的第一章,主要介绍作者的研究意图和书中将要采用的阐释理论。作者长期从事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至夏商考古学研究。她注意到,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陶质或铜质饮食器具在贵族奢侈品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作者认为,饮食器具地位的凸现,显示的是社会上层对高级食物和饮品以及生产、制作这些食品所耗费的劳动力的占有,是社会上层集团为了在竞争中彰显自身财富和威望这一社会行为的反映。为了适应这种社会需求,陶器手工业者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力,增加产品种类,其结果是导致了陶器的专业化生产;而这些因素又反过来影响了生产组织的变化。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贵族总是在谋求对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控制权,而经济控制权是实现一切权利的基础。鉴于高级饮食器具在社会上扮演的异常重要的角色,控制高端陶器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尤其是对最为关键的“生产”阶段的控制,也便有了不寻常的社会意义。精英阶层通过对专业陶匠及其相关的专业化生产的持续投资,实现了对这种高端陶器生产的有效地控制,而陶器生产技术的日益复杂,也使得对其生产的控制变得相对容易。这种“资助式”专业化或称附属式专业化生产,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官营”手工业。判断附属式或官营手工业与独立的非专职的专业化生产的主要标准是器物的标准化程度。为了了解中国早期陶器生产,文德安博士曾屡次亲赴贵州、云南和新疆各省区,采集人类学、民族学第一手资料,并有长篇调查报告发表。这是北美人类学考古学家的治学路数。这种亲历的经验,使得作者在对中国史前陶器生产的研究上受益良多。陶器标准化程度主要是靠测量数据来体现,苦于国内考古发掘报告中往往缺少“典型器物标本”以外陶器的测量数据,作者数度穿梭于山东、河南各地的博物馆和考古工作站,测量必须的陶器数据。她认为龙山文化陶器已经属于附属式手工生产。作者的这一认识,已经从制陶技术的研究中予以证实。两城镇龙山文化制陶所反映的工艺流程,清楚地显示了陶器生产专业化发达程度。关于宴享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作用,国外人类学界与考古学界已有许多成果。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宴享是个人用以显示自身财富、维持或提高自身权力的一种手段。在我国,龙山时代存在饮品酒已经得到证实,但史前和原史时代宴饮的社会功能却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实际上,我国后代文献如《国语·周语中》所记“饫以显物,宴以合好”,就道出了宴饮的性质。《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言,“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说得更为直白。也正是因为宴饮容易“合族”、“聚众”,故立足未稳的西周年统治者规定民众不得“群饮”,违者“尽执拘”、“其杀”(《尚书·酒诰》)。这是从反面理解宴饮功能的文字记载。本文对于我们的最大启示,与其说是作者得出的结论,不如说是在研究方法方面。作者实际上是把考古学上最为常见的陶器,放到政治经济领域加以考察,即把陶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过程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器物所具有的社会性质或者产品蕴含的象征意义。史前时代晚期某些陶器所具有的礼器性质早就为学界所公认,但对于陶器礼器化的过程却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作者假设,贵重食物、饮品和盛放它们的饮食器具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劳动,导致了精英阶层对某些高端陶器生产的控制与独占;而控制陶器生产的结果,直接引发了隶属式专业化生产组织的出现(这本身就是社会复杂化的一个体现),其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形式,就是陶器本身所反映出来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前一个假设,通过对高端陶器与高等级墓葬等共存现象的考察很容易得到证实;后一个假设,则通过统计测量得出的陶器标准化程度和陶器工艺流程的复原得以验证。所谓先有假说,再加以验证,这是一个很好的个案。     

长治市煤炭工业局

根据长治市委、市政府划定的职能,长治市煤炭工业局承担着全市煤炭工业发展规划和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任务。现局机关内设4个科室,直属5个具有行政执法性质的事业单位,共有人员100余人。在过去的几年里,该局在以局长张进敏同志为首的一班人带领下,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