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基督教信仰考

关于陈垣是否宗教徒,此前学界一直未有定论。从教会档案、民国期刊以及胡适的回忆等各种资料可以佐证,陈垣是北京缸瓦市教会基督教徒。在缸瓦市教会他是一位威望甚高的教友,对教会管理事务有一定参与;在基督教界他对中国基督教教会的改造和本色化均有关注,也有亲身参与,但主要是以授课或者演讲的方式间接参与。从陈垣的散佚文章和著作的部分早期版本,可以看到他对基督教信仰的表达、他的宗教经验及有关于“罪”的信仰告白等,这些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基督教信仰。     

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的发展及影响

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是影响美、以关系和中东局势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基督教主流一自由派主要出于世俗的、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支持或反对锡安主义,美国基督教福音一基要派则主要出于“神定时代论”的末世信仰而支持锡安主义和以色列。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是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社会文化基础。其宗教极端主义的成分加剧了中东的文明冲突,阻碍了中东的和平进程。     

评德国新教传教士花之安的中国研究

花之安是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1864—1899年,他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达35年之久。他以“文字传教”为工作重点,一方面用中文写作了若干宗教宣传品和介绍西方文化的读物;另一方面,他也有意识地研究中国,把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和他自己的认识介绍到西方社会。然而花之安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为传教服务的。由于宗教偏见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影响,花之安的中国观带有显著的帝国主义倾向,是西方列强征服中国的文化辅助工具。     

彼得·布朗对基督教化问题的新认识

基督教在晚期罗马帝国的兴起,自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问世以来就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爱尔兰裔美国史家彼得·布朗系统地提出解释罗马帝国和古典文明命运的"晚期古代"理论。在晚期古代视角下,布朗通过文本证据与考古证据相结合,并借助后现代的"解释学的怀疑",以及"表象"理论,解构关于基督教化的传统叙事,并提出关于基督教化问题的新观点。他认为,基督教化是缓慢的不彻底的进程;是关于宇宙的集体表象的改变;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布朗的基督教化理论,更关注从多神教到基督教一神教转变过程的复杂性,注重两者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在对过程的把握中探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历史的连续与断裂。     

福建省基督教地理的研究

通过对福建省基督教空间分布的地理背景分析,探讨基督教文化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中世纪前期的英国封建王权与基督教会

中世纪前期英国封建王权与基督教会的关系 ,处于“二元统一、对立”的状态中。从总体上看 ,英国封建王权和基督教会基于共同利益的政治联合 ,必然居于支配地位 ,而双方权益的纷争则处于从属地位 ,最后常常以相互妥协而告结束。这种看似矛盾而实则存在合理性的状态 ,稳定着英国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 ,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论早期拜占庭的宗教争论问题

早期拜占庭基督教会的教义争论涉及三个基本派别(阿里乌派、聂斯脱利派和一性派)、两次大的起伏。这一争论,反映了在拜占庭统治下的不同地区人民维护其固有化传统、反对帝国政府暴政的意向;反映了基督教会上层统治集团(各大教区教宗)在基督教取得罗马-拜占庭国教地位之后,欲建立统一教会并争夺教会控制权的政治斗争。早期基督教会的教义争论和皇权的参与,确立了拜占庭政教关系的基本模式。促进了东方教会中神学思辩传统的发展,加速了东西方教会的分离,同时也使近东地区成为基督教异端产生的温床。     

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

在早期的《圣经》中译史上,“译名之争”是一个影响颇为深远的事件。这个争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代前期的“礼仪之争”,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场围绕着God或Theos等基督教核心名词如何中译而产生的争论,在1843—1851年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集体合作修订《圣经》中译本期间达到高潮。在这期间,英国传教士与美国传教士各自坚持己见,展开长期的论战。“译名之争”导致了早期新教传教士合作译经事业的结束,但也促使多种《圣经》中译本相继问世。它不仅在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播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而且波及近代中西化交流的其他方面。     

百余年来美国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

有籍可考的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历史可上溯至唐初。约在635年,基督教的分支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曾一度由波斯传入中国,史称“景教”。景教在唐代的影响不大,仅限于宗室。唐亡,景教也随之绝迹。元初,基督教罗马教派也进入中国传教(被蒙古人     

东西文明的融合与亚太经济的发展——亚洲经济奇迹和金融危机原因新探

几年前以儒家文化解释亚太经济的发展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有人认为：“基督教文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贡献,类似于儒家文化对亚洲资本主义的贡献”,之后,调子完全变了。一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说：亚洲金融风暴标志着儒学价值观的破落。儒家文化对亚洲经济奇迹的作用到底如何?儒家文化是否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负责?这些问题引发了笔者从文明融合的角度探讨亚洲经济奇迹和金融危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