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经济区复杂产业网络结构特征及演化

基于城市流和连锁网络模型,构建了2000年、2005年和2013年中原经济区复杂产业网络的有向拓扑结构图模型,借助复杂网络相关理论和方法及PAJEK软件,分析了中原经济区复杂产业网络的结构特征和演化特征。结果显示:1中原经济区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马太效应",网络呈现出无标度网络的"择优增长"特征。2郑州、信阳和邯郸在中原经济区复杂产业网络中具有良好的资源控制能力和重要的地位,网络水平发育不明显,产业网络密度偏小。3在中原经济区复杂产业网络中,产业度与产业集聚系数表现出反向关联,与介数中心性呈现正向关联。4中原经济区产业网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朝着更加复杂化的趋势发展。     

黄土丘陵沟壑区河谷型城市边缘区规划建设的思考——以延安市边缘区东关延河南岸为例

通过对延河南岸的实际调研,文献查阅以及将其与平原型城市进行比较后,总结出黄土丘陵沟壑区河谷型城市边缘区的规划建设受自然条件制约严重,建设用地短缺,基础设施落后,区位结构特殊等不同于平原型城市边缘区的鲜明特点,提出其规划建设必须以科学定位、合理规划;保护生态、防止灾害;完善设施,美化景观;继承传统,体现特色为立足点。     

“唐制”视野下的明代帝王服饰图案等级标识——以帝王冕服和常服为例

“复衣冠如唐制”是朱元璋制定明代服饰制度时注重的原则之一,但从明代服饰制度的整体内容观察,其制度内容更多遵循的是“远仿周汉,近仿唐宋”原则,同时,参考辽金元三代服饰制度而制定。本文将以明代帝王礼服中冕服和常服所饰图案为例,说明其内容和使用并非均“如唐制”。     

宋朝卖官述略

宋朝卖官可分为制度性卖官和官员私下卖官两类。宋朝设置卖官制度,既与它崇尚文官政治有关,更与它解决财政窘急颇多关涉,故进纳授官成了宋朝卖官的主要形式。进纳人按其阶级成份,主要为乡村户中的地主和坊郭户中的富商,但由于宋朝历代对进纳得官者限制很严,所卖之官主要是虚衔,导致进纳人在官场颇受歧视,不过他们有时倚势横行,实力不可低估。而与进纳制度不同,官员的私下纳赂卖官,出售的则是实职的差遣。举凡大臣、宦官、将帅、人事部门官吏等,均不乏私下卖官自肥者,尤其自宋徽宗以降直至宋亡,私下卖官之风日益炽盛,官场腐败实与私下滥卖官衔有莫大干系。     

“始建国二年新家镜”的铸制地

《中国青铜器全集·铜镜》卷图59,是一面定名为“始建国二年新家镜”的简化规矩镜。该镜边区内缘锯齿纹的对应处饰有极为少见的细斜线纹,笔者认为这种细斜线纹应该是某一铸镜作坊的特有标识。根据绍兴出土、应为相似年代的5面饰有这种细斜线纹铜镜和同一时期会稽山阴一带已经流行简化规矩纹镜及绍兴曾出土过新莽纪年镜等情况的综合分析,推断“始建国二年新家镜”可能为汉代会稽山阴一带的某一铸镜作坊所铸制,由此了解到新莽时期山阴铸镜业的存在状况。     

论刘鸿生的同业合并思想及其实践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乃至日本的企业界普遍发生了同业合并的浪潮.中国近代企业家及其他有识之士鉴于国外同业联合企业之强大势力,呼吁中国近代企业同业合并,其中最具有强烈同业合并意识并将之成功付诸实践的企业家便是刘鸿生.他在国际火柴托拉斯瑞典火柴公司摧毁性竞争之下,极力促成江浙实力最强的三家火柴公司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在合并过程中采用董事会制度和分科集权制,克服了一般公司合并中治理权力的分配及管理集中的难题,最终使该公司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庞大的火柴托拉斯组织.     

徽州佃仆制研究综述

佃仆制是明清时期一种民间的人身依附制度,它在皖南的徽州地区尤为盛行,因而,佃仆制是徽州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第一部分回顾了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徽州佃仆制研究的主要成果,依时序逐一介绍各家论著的基本观点,同时进行相关的比较和评述,并以研究框架构建期(1960、1977-1981)、学术分歧讨论期(1981-1990)和新式思路进入期(1993年至今)概括了该课题的总体研究进程.论文第二部分将各方学者在研究中形成的分歧总结为三大议题:1、佃仆的阶层归属问题;2、佃仆地位形成的主因问题;3、佃仆与其他相似称呼间的差异问题,以此对该课题研究中的内在思路进行一次清晰的整理.     

遵“古”而行与以俗入礼——论西汉中期郊祀改革中“古制”的文化实质

秦至西汉中期,关东方士在参与国家祭祀改革时,多以“古制”为据。但方士所言“古制”并非真正的上古三代之制,而是战国时期关东六国,尤其是齐国的祭祀礼制。相较于源自秦地且在秦至西汉中期被奉为国家最高祭祀的雍五帝祭祀而言,这些关东祭祀制度属于“小传统”,即与国家之“礼”相对的地方之“俗”。关东方士之所以要将关东之“俗”建构为上古三代之“礼”,一方面是因为伴随着广域集权国家的建立,三代时期“礼”“俗”有机互动的体制遭到破坏,“礼”确立了对“俗”的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将战国之制婉饰为“古制”也顺应了西汉文帝朝以来的“奉天法古”思潮。     

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

唐朝“宫市”有使,始于杨国忠,但外臣执掌内廷采购事宜,并非始自宫市使设置之时。内廷采购选任杨国忠主知,具有个人因素和体制变化的双重意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大了内廷对市场的需求量。官府供给系统中市场采购比重逐渐增加,原有供送系统在人员和经费方面已不能满足宫内的即时需要,这正是“宫市”置使、权限扩增、人选趋重的主要原因。在宦官势力持续膨胀的过程中,“宫市”积弊成蠹。在面对市场的官府行为及其运作中,非经济因素对社会经济干扰具有顽固性及持久性,“宫市”为害,仅仅是一个侧面和一个时段的突出表现。     

三青团参与政治及其与浙江各地方政治势力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基层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各种政治势力随中央政权向基层渗透的深入对地方政治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浙江三青团于1939年成立后,积极参与浙江“新县制”与“地方自治”,这样就造成了浙江地方上党政团绅对地方政治资源进行激烈争夺,引发了地方政治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中央政权向基层政治渗透的复杂性与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