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的“天理良心”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山西永宁人于成龙选授广西罗城县令。据《清史稿·地理志》注释:罗城距柳州140里,境内多山,而万山中多瘴疠。罗城是瑶、壮等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因彼此语言不通,且民性犷悍,纠纷时起,是一个很难治理的县;加之几经战争蹂躏,百姓四处流亡,田园荒废,庐舍为墟。于成龙到这     

明清时期广东五邑地区政区变迁研究

广东五邑地区以潭江流域为中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该地的政区边界却打破了自然山川的界限。从明代到清初顺治年间,为了应对以民变为首的地方政治危机,朝廷先后在潭江流域设置了恩平、新宁、开平三县。这些县级政区的边界大致与潭江流域的地理分界线重合,地理单元的独立性开始作用于政区划界中。清代雍乾年间,形成了新会、鹤山、新宁、开平、恩平五县分治潭江流域的格局。同时,随着新会县核心政区地位的巩固,流域内各县整合为一个统县政区的倾向开始加强,为后世潭江流域的政区整合奠定基础。明清时期潭江流域的政区变迁体现了地理环境和地方政治局势在政区格局形成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     

西汉初年陇西、北地、上郡治所考——以张家山汉简《秩律》所见各县等第为中心

汉代郡治之县,在同郡属县中秩级最高。由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载录的各郡辖县秩级,可探知西汉初年某些郡的治所: 陇西郡治所为上邽县;上郡治所为高奴县;北地郡治所为彭阳县。此外,西汉初年汉中、河东、河内三郡治所也可以凭借《秩律》得到进一步限定。《秩律》在西汉初年郡治研究上的价值需要得到重视。     

《金史·地理志》抉原

《金史·地理志》的编纂并无国史旧文可资参考,元初由王鹗奠定规模,至元末修史终有所成。志文大致以辽、宋旧疆为界,材料来源犁然可分。具体来说,契丹地面以陈大任《辽史·地理志》为底本略加删削,北宋旧境则依据政和重修《九域志》确立规模,又参核宋朝国史略作补苴。其本朝建制沿革则杂抄《大定职方志》《正隆郡志》一类文献而成。     

黄河改道的区域地理效应与故道遗产活化——以黄河故道(江苏段)为例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的相关讨论忽视了黄河故道,这是黄河历史文化的缺失。为了重现黄河历史文化的真实性与完整性,黄河故道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地位必须得到认可。研究以黄河故道(江苏段)为例,归纳总结了黄河改道的区域地理效应,梳理出黄河故道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再现了黄河故道的形成与演进历史。建议将黄河故道纳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范畴,借助黄河故道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以民众需求为导向挖掘故道遗产的多样功能,建造黄河生态休闲和文化体验带,塑造大河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文旅表征,实现故道遗产活化。     

《静方鼎》的时代、铭文书写者及其相关联的地理、历史

本文系联相关古籍与出土文物,对《静方鼎》进行了考证、断代,认为其年代为西周穆王时期,其铭文书写者为小臣静,并对《静方鼎》所载“省南国”相关联的几个方国的地望进行了考证。     

中国早期地理书写与地域观的域外接受——法国汉学《山海经》阐释考

18-19世纪,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扶桑即美洲”等争论中,《山海经》进入了西方人的学术视野,并持续推动着法国对中国早期景观和领土想象的地理科学探索。百余年来,何赖思、拉克伯里、巴赞、罗尼、布勒努夫、施古德、葛兰言、雷米·马修、魏德理等人的法文研究从地理学、人种学、政治学、文献学等多元角度阐释这部中国早期地理书写,作为外部成果提出了新颖的研究角度和思维方式,证明了在对中华文明历史脉络的认识中,地理、历史、民族、政治等方面密不可分,与我国现当代学者的成果相得益彰。这些研究既显示出法国当代汉学离不开欧洲东方学的既有传统和框架,亦有助于我们在对西方相关课题的了解和批判中反思和深化当前的研究,进而探讨如何在跨文化中就中国古代历史地理课题拓展国际对话平台。     

元代山东诗人的时空分布与群体特点

元代山东诗人共有126位,在地理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泰安、济南、济宁、菏泽等地,总体上呈现从西到东递减的趋势,与自然地理、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有关。在时间分布上多集中在元中期与后期两个时期,与元诗发展的趋势相同。大蒙古国时期的山东诗人虽然数量有限,但对朝政与文化发展产生了影响。元代山东诗人中值得注意的是东平诗人群与全真教诗人群,体现出地域文化的影响。山东诗人参与很多赠答唱和与同题集咏活动,他们的西域纪行诗和上京纪行诗最具特色。     

史念海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特点与变化

史念海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多个领域的研究中关注历史民族地理问题。相较于政治史、民族史等领域的研究,史念海突破传统片面强调血缘、族别的观念,立足于各民族所居多元地理环境,从民众在生产生活中的人地互动和族际互动入手,基于动态分析的视角,从疆域沿革、农牧分界线变迁、农牧区域盈缩、生态环境变化等过程,对民族空间分布变迁、民族交流融合、民族区域开发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直面社会现实问题与需求,这些理念与方法至今仍有重要借鉴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特点并非在短期内形成,而是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和变化,并与不同的社会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学术性与致用性形成共振。     

王北辰的历史地理研究及其学术贡献

王北辰精通日语,一生服务于教育事业,后半生致力于历史地理研究,将文献搜集与野外考察紧密结合,学术研究与地方社会需要相联系,对历史时期毛乌素沙地、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环境变迁做出了精深的研究,与此同时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文化宣传与遗迹保护、历史地理专著翻译等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