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叛徒与改革者

上世纪20年代初的广东,曾有过短暂的地方自治。这场自治运动的领导人,是被国民党打成叛徒的陈炯明,他一生的荣辱,皆与此有关。令今人难以置信的是,民选县长,司法独立等21世纪的时髦词汇,竟是当年陈炯明的实践。不过,这场期盼民主政治的改革,终究敌不过另一场宏伟的北伐革命。以史为镜,可以烛今,陈炯明的难题,或许萦绕着今人。     

现代中国地方主义的政治解读

“地方主义”一词,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出现,其后至今被较多地使用;中外关于地方主义的阐释也颇为复杂;依据这些阐释和对“地方主义”一词的解构,结合现代中国的实际,地方主义的内涵应是地方心理观念、地方政治意识、地方政治行为及其思维和行为模式这样一个结构。关于现代中国地方主义的界定,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应是基本标准;中央政策是一个重要标准;国家的政治传统是一个参照的方面。界定的立足点应在于：它必须出自地方,是地方的意识和行为;它的基本方面是地方对中央;它的本质是地方同中央争权夺利。     

日伪时期江苏县镇"维持会"研究

本通过对日伪时期江苏22个维持会的研究发现：维持会中的上层人物基本上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或说是有势力、有影响力之人,但他们进入维持会动机复杂。正因为动机复杂,才使维持会中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矛盾迭起。中国人显然的弱势地位迫使一些人只能采取退避的方式消极抵抗。一些地方的维持会几经易人,维持秩序的职能却越来越弱,甚至成为社会的乱源。     

安徽九星十文铜圆

在对安徽九星十文铜圆作介绍之前,首先应说明的是,此币在命名上有所欠妥,所谓“九星”实为“十八星”之误。“十八星”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军旗的图案,它是由当时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在武昌起义前设计的。其十八个星象征着当时中原的十八个省,把十八个圆星联成一体,寓有十八省     

我在右派专列上

1958年3月,京城春寒料峭。这个月上旬的一天,我奉命到前门火车站集合,搭车去东北边陲的北大荒劳动改造。到得前门,见靠近城墙一侧的人行道上,已排列了长长的队伍,他们大都裹着严严实实的冬装,不少人脚登笨重的大头棉鞋,胳膊里挎着赶大车老乡用的那种老羊皮大衣;队伍中甚少有人言笑,大半神情严肃,目带忧伤。我揣摩,这可能就是中央各部委“右派”的候车队伍,一问果然。我在靠近队尾的地方找到了本报(注：《光明日报》)难友钱统纲等人,也排进了队伍。     

方志的聚合开发利用论纲

借用生物学上的“聚合”概念,说明随着新方志日益衍生的新内涵,续志更贴近现实而越呈现出开放性。地方之间相互依存、协调共进的机制日益强化;科技活动也不限于人的本籍所在地。新方志特别是续志,在自系统内开发利用的同时,也可在自系统外聚合开发利用。方志的聚合开发所谋求的是最大功能效应。     

奉献给先祖的牺牲——加去苗人牯脏节

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习俗就承担起传承文化的重任,引领人们一起寻找文化的曙光。许多习俗扑朔迷离,在不断的嬗变中定型,成为一个地方的年岁风俗,千百年来潜移默他地丰富着中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化和宗教文化。     

浅谈综合年鉴彩色图片的质量

地方综合年鉴是地方政府对外宣传,提高知名度的“蓝皮书”,彩色图片是年鉴的重要内容,也是年鉴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可以利用生动活泼、直观形象、图并茂的艺术手法,来宣传当地的时事政治、地方特色、风土人情、物古迹、名优特产、城乡风貌、机关、事业单位的政绩、企业的规模、效益和发展,以及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浅谈山西地名的演化与形成

地名,是人们赋予地理实体的名称,是一个地方或地区的代号。每一地名的形成和演化与人们生息的自然和社会状况,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山西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东部,襟山带河,素有表里河山之称,更兼历史悠久,人积淀深厚,地名内涵尤其丰富。研究和探讨山西地名的成因问题,对于我们了解当地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深化对省情的认识,是十分有益的。     

战后东南亚经济开发引发民族冲突诸因素分析

东南亚在战后经济开发的过程中,大部分国家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民族问题。这些民族问题,既有地方民族与中央政府的对抗,也有大民族与小民族、优势民族与劣势民族之间的争斗,民族关系在一段时间里十分紧张。虽然东南亚国家的民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殖民“分而治之”政策所遗留下来的恶果,但无可讳言,战后各国在经济开发过程中的政策失误等问题也是导致民族关系恶化、民族冲突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认真研究经济开发与民族问题,总结其他国家处理经济开发与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笔认为,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经济开发之所以会引发民族矛盾和冲突,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