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手册》:新中国史史料编纂的早期代表刍议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新中国史史料编纂与新中国历史同步展开。1950—1965年间出版的《人民手册》以其丰富、全面的资料成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的早期代表。《人民手册》的出版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编者个人志趣与工作经历、报社责任与时代发展等因素综合影响下的产物。按年度出版的《人民手册》收录了各年度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法律政策文件、党派团体情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成就与统计资料,既是一套具有重要实用价值的参考工具书,又是一套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系统的新中国史史料集,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论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

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源于更早时代的图经,而其中的地名解释、乡里风物等内容则是承袭了地记的传统。唐代图经记载“乡里”尚不普遍,且内容限于乡数,可能还有乡名。北宋方志记载“乡里”的情况已较普遍,其中祥符《州县图经》“统一体例”的编纂原则确立了“乡里”类目在方志中的地位,不过此时尚未以专门的类目统御之。南宋时,方志中的“乡里”部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记录“乡里”方志的数量大增,“乡里”部分大多有了专门的类目,“乡里”内容大大丰富。“乡里”类目的存在,除了资政以及满足官员基层治理的需求外,还具有教化功能。宋元方志中“乡里”类目的所属关系及编排方式之所以表现出层级差异大、统辖关系模糊等杂乱无章的特点,原因可归结为：方志资料的多元来源、方志编纂的时空差异性、编修者的变化、宋代基层管理体系的“在地化”特色和宋代基层管理体系与方志书写之间存在落差等因素。     

与历史同行 与时代同步——新时期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初探

地方志第一个五年规划圆满收官,谋划推进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新时期地方志工作应围绕党和国家利益、经济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三大主题,从思想观念、技术手段、服务形式等方面入手,拓展地方志产品的供给方式、途径、渠道;拓展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广度;提升方志数字化服务能力,使地方志走出"深闺",被全社会所认识、所了解、所运用,推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     

孙星衍佚文二则辑考

从地方志中辑得孙星衍佚文两篇:《元音序》和《重刻吴天发神谶碑跋》。对佚文真伪及其内容略作考辨,从而为孙星衍小学、金石学等相关研究提供新材料,又可为其文集整理增补新篇章。     

方志资讯

5月18日,四川在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志论坛——《地方志工作条例》颁行12周年座谈会上作大会交流。 5月24—25日,巴中市委史志办在恩阳区组织召开“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训词精神研究”课题研讨会。 近日,兴文县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及史志学会成员赴威信开展《论历史因素在兴文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中的地位和作用》资政课题调研交流活动。     

关于地方志立法若干问题的研究

地方志立法是落实依法治志的具体表现。推动地方志立法,需要找准地方志事业在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中的位置,明确立法性质、拟调整的法律关系,找准需要解决的现实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科学系统的制度设计方案。地方志立法应以问题为导向,从理论、实践和需求方面加强研究,提高立法的科学性、针对性、前瞻性和实效性。     

民国通志馆修志经费来源探析

民国时期政府官方主导修志的模式,决定了各地通志馆修志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支持。而频繁更迭的政局与变动不已的时局,导致修志经费保障不稳定,经费短缺问题普遍存在,这促使通志馆人士拓展经费来源,并通过自行筹措、社会劝募等方式,推动修志经费来源日趋多元化。民国通志馆修志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与总体状况,反映了乱世修志背景下地方志编纂经费的演变趋势,彰显了修志经费在地方志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利用档案资料研究地方史和地方志

<正>利用档案资料研究地方史和地方志,可使其研究成果更准确,研究方法更便捷。档案分历史档案、文书档案、专业档案等等。近年来比较重视口碑档案的采集和整理工作,即把历代没有文字记载口口相传的历史事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通过加工整理传承下去。在我们绥芬河的地方史中就存在着这种情况。     

遵义市近八年地方志书目推介及其价值浅析

对我市近八年来地方志的书目进行推介,反映本地区的地方志的研究成果,目的是为我市研究地方文献的爱好者提供参考,从而发挥它的利用价值。     

全省地情文献资料普查工作座谈会综述

7月4日,全省地方志系统地情文献资料普查工作座谈会暨省地方志学会地情文献学术工作委员会年会在南京双门楼宾馆举行。省志办主任王建中,省地方志学会和地情工委有关同志,以及12个市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