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和澳门中联办副主任王今翔座谈澳门修志事宜

2007年6月25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在社科院会见了由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王今翔陪同,专程来京就澳门编修地方志事宜进行咨询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崔世安司长一行四人,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第一段]     

河北省第二轮区志经验交流暨培训会在石家庄市召开

2007年5月22~24日,河北省首次第二轮区志经验交流暨培训会在石家庄市召开。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河北省各设区市负责区志指导工作的人员、各区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业务工作的主任、主编或副主编约70余人与会。《中国地方志》主编于伟平到会并讲话。会议特邀原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主     

评《浦江县志》(1986～2000)——兼论第二轮修志必须重视的几个问题

浦江县隶属浙江省金华市,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古县,其文化特点和历史传承,具有鲜明的南国风格。在地方志编纂工作中,能够在一个较短的时限内顺利完成首轮修志和第二轮修志,本身表明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地方文化事业的相对发达。其第二轮志书的编纂体例和编排模式,亦给予当代修志工作者开展第二轮修志以新鲜的经验和有益的启迪。     

在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上的讲话（2006年8月21日）

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今天在乌鲁木齐市召开了。这次学术年会,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非常重视,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做了认真的组织和筹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和乌鲁木齐市委、市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承办会议的乌鲁木齐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们,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做了大量的、周密的准备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第一段]     

田野调查方法在编修地方志工作中的应用

文章认为田野调查方法在志书编写过程中是适用的,主要表现在：1．田野调查以获取资料为目的更符合志书资料性的特征;2。田野调查重视第一手资料符合志书官修信史的性质;3．田野调查有助于培养修志工作者灵敏的触觉;4．田野调查强调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相结合的原则符合志书的客观性要求;5．田野调查重点寻求调查对象的不同性符合志书突出地方特色的要求。并谈了如何开展田野调查及田野调查方法的作用和应用范围。     

无锡秦氏家族与无锡地方志编修

明清时期无锡望族秦氏积极参与无锡县的地方志编纂,县志总纂多出其门。秦氏家族热心地方志编修,与其家族的文化基因及学统有着密切关系。秦氏族人积极参与修志保障了家族的文化世族地位,促进了无锡县地方志编修的繁荣。     

新方志篇目中册、卷、编、篇的使用

新编方志篇目中,册、卷、编、篇均有使用。分本出版的志书单本称册或卷,单册志书,其一级篇目用卷、编、篇的都有。篇主要用以计文之起讫,卷、册、编则用以约制篇幅。卷、册可作为分本出版志书的单本称谓,卷、编可作为单册志书一级篇目的称谓,篇也可以作为一级篇目称谓。为避免不必要争议,最好以省为单位统一规定是编章节,或是卷章节,或是篇章节结构。本文认为,应以编、章、节结构为最佳选择。     

《崂山春秋》有创新

《崂山春秋》是青岛市崂山区史志办创办的史志业务刊物,为内部季刊,从2003年9月起,至今已经发行13期。根据山东省史志发展“三个中心”的定位,第13期即2006年第3期调整了部分栏目,并就锻炼全体工作人员的写作、编辑能力方面采取了有效举措。从第13期开始,在杂志头篇增设关注崂山栏目,由史志办撰写有关崂山区调研章,就崂山区政治、经济、社会、化等各方面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研讨;改变原来由固定的一个责任编辑全权负责的做法,将一些栏目下放到个人手中,增设了6位编辑人员,真正形成大家共同办刊的局面,一方面减轻了责任编辑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大家的责任心。崂山区志办还进行了口述历史的整理工作。崂山区的历史有很多待采访和整理的工作亟待加强,如青岛保安大队在崂山的抗日活动、“锄奸团”的成立及活动等。为了扩大刊物在社会上的影响,部分栏目,如化解读、走读崂山、岁月留痕、史随笔、史海钩沉等,采用面向社会征稿的做法。经过一年的努力,已经形成气候,从而使编辑工作走出了史志办公室,走向了社会,提高了办刊的水平。[第一段]     

中国方志史上两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下)

（二）制订全国地方志工作的规划 在地方志规划方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立以前,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立后抓的第一件事,便是于1983年4月22-28日,在洛阳召开了全国首次地方志规划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全国地方志工作的首次规划。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0余名代表到会。     

乾隆时期西藏社会的生动“风俗画”——读古籍《西藏纪游》

《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编辑委员会负责人马丽华和季垣垣女士,长期热心于西藏文献整理工作。她们约我参加了《西藏纪游》一书的标点、注释工作,在反复释读和标点过程中,一幅幅200多年前西藏社会的“风俗画”逐渐在我的脑海中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