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与地方化：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

近代中国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深受海外移民的制约和影响。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海外移民在推进侨乡现代化的过程中,强化了原有的乡土社会文化传统。本文通过考察闽南华侨的跨国生存状态、侨乡社会权势的转移及侨乡社会文化的传承,探讨近代闽南侨乡的国际化与地方化进程。所谓国际化,是指闽南侨乡的社会经济中心不断外移,海外华侨成为闽南侨乡的地方精英,海外世界与闽南侨乡的联系日益密切。所谓地方化,是指闽南侨乡的政治权力中心不断下移,侨乡建设与地方公共事务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本地社会文化传统得到了更新和延续。深入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对于探讨全球化时代地方传统的发展前景,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精琪的币制改革方案与晚清币制问题

1904年美国“会议货币专使”精琪向清政府提出币制改革方案,主张导入金汇兑本位制。在银价暴跌带来的严重财政危机之下,清政府存在接受精琪方案的客观“诱因”,但由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反对,清政府最终废弃了这一方案。究其原因,除了反对精琪方案中所含的一些帝国主义成分的民族主义因素以外,“货币发行地方化”这一历史现象也值得重视。对各省督抚们来说,独立的货币发行是主要的财源之一,币制的改革势必会影响其收入。实际上,此前他们已数次“抵制”清政府推进的币制改革,他们是清朝币制改革的巨大障碍之一。另外,在地方行政和财政运营中已经成为习惯的“陋规”,也是币制改革的一大障碍,是更深层的“抵抗”力。精琪对在中国实行币制改革所要面对的“抵抗”做了过低的估计,这是其重大缺陷。     

牛郎织女传说的地方化研究——以山东省沂源县牛郎官庄为例

一 沂源县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南端,属沂蒙山区。县城向南4．5公里处为燕崖乡牛郎官庄,此村是典型的单姓村,称牛郎是自己的祖先,在庄内建有牛郎庙。距庄不远有与牛郎庙隔河（沂河）相望的织女洞,这与我国传统的牛郎织女传说中牛郎织女被天河相隔的情节相吻合,所以有人据此认为牛郎官庄是牛郎织女传说的主要传承地之一。     

再论五卅惨案"十三条"交涉条件的提出

1925年五卅惨案(简称沪案)发生后,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社会各界纷纷提出关于沪案交涉的意见和主张,积极干预北京政府的外交决策和活动.其中最有影响者,莫过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与上海总商会以此为基础修改而成的,被北京政府用作沪案交涉正式条件的"十三条".     

近代大泽山老母信仰与地方社会的构建——以日照庵香会碑为中心

明清以来,碧霞元君信仰在华北地区广泛流行。据碑刻和地方志记载,至迟到康熙年间,大泽山上的日照庵成为碧霞元君行宫。碧霞元君在大泽山,被称为"老母",在清初到民国的250余年间,从名称、信仰辐射范围,乃至神灵格局,都经历了诸多流变。清初,大泽山碧霞行宫信仰辐射范围主要在平度、莱州以及昌邑三角地带;清末到民国年间,大泽山信仰的辐射范围增大,逐渐成为鲁东民间信仰的中心,并一定程度上分走泰山的香火。这个转变的过程,与平度、莱州、昌邑这个三角地带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社会的建构过程密不可分。     

1941—1943年新四军主力部队地方化问题探析

1941年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中共调整军事战略方针与部队建设方向,实施“精兵简政”政策,将部分主力部队编入地方武装。此举既增强了地方部队的实力,同时与当地民众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共同肩负起坚守根据地的任务,从而使主力部队得以灵活机动地执行战略任务。在战略反攻阶段来临之际,新四军主力部队地方化又为其提供了大批训练有素的干部与兵源。实践证明,新四军的主力地方化在巩固和坚持华中抗日根据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神的结盟——广西漓江上游流域马援崇拜的地方化考察

马援崇拜主要存在于广西漓江、西江、左右江流域,两广、海南环北部湾沿岸地区及湖南湘西地区,云南、四川也有零星分布。马援字文渊,东汉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人,是东汉初年的一代名将。马援崇拜在岭南分布与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军事征伐活动密切相关。《后汉书·马援列传》载:"(东汉建武十七年)交阯女子徵侧及女弟徵贰反,……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于是玺书拜援伏     

从珠江三角洲康公崇拜看神明故事地方化模式

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诸神大致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官方认可的神明,另一类是没被官方认可的,士大夫称之为“淫祀”的鬼神。在官方认可的神明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通过列入国家祀典或加封赐匾等方式,将民间神吸收改造为政府认可的神明（如天后、龙母）;另一种情况是民间将国家祀典或政府提倡的神明接受过来,并改造成为民间神（如北帝、关帝等）。珠江三角洲的康公（主帅）或康王崇拜应该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但康公崇拜比起北帝等“标准化神明”似乎具有更强的民间性。     

世界遗产保护的地方视角——以武夷山的城村为例

从现实来看,遗产与旅游关系密切。其一,遗产的潜在价值将是最直接的旅游资源,这可从蜂拥而至的大众旅游看出;其二,遗产旅游的独特性可能会使规划者依据需要选择遗产地的一些文化特质,一方面适应于全球化的模式需要,另一方面则凸显其地方文化特色。这一观点呈现出遗产地村落面临遗产旅游而可能发生的两种现象: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本文将以武夷山城村古村落为个案,在重新审视世界遗产保护模式的基础上,考察村落共同体在遗产保护中的文化变迁与调适,以期说明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现象是地方(村落、民众等)应对当下遗产运动所做出的表述,由此强调遗产的地方性主体的文化自觉对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东魏、北齐时期的"道"探讨

东魏、北齐时期,国家设置"道"作为大都督、临时行台和地方化的稳定行台的活动区域的规定.但是,随着东魏、北齐国家军事征讨制度的改变,逐渐取消了大都督和临时行台的设置.在这个过程中,"道"与地方化的稳定行台成为固定的结合,因此,"道"成为地方化的稳定行台区的代称.这种"道",实际上,是东魏、北齐国家控制地方的重要军政区域,在对外实行军事防御以及保证国内统治秩序的稳定上,都起到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