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第三王朝贡牲中心档案中的“酒宴用牲”研究

乌尔第三王朝为了方便献祭,建立了一个负责接收和支出各地贡入牲畜的贡牲中心。诸多宗教活动中有一项重要祭祀"酒宴祭祀牲",本文根据有关"酒宴贡牲"的原始文献,对这类贡牲的种类、来源、用途以及管理做了详尽研究;酒宴贡牲主要来自苏美尔各城的总督主祭月用牲,但圣城尼普尔的总督和边疆大员们没有主祭月,酒宴是他们的主要献祭活动之一,尼普尔总督和王室成员的酒宴贡牲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王室以轮值权的名义给予各城在尼普尔的的主祭权(包括酒宴祭祀),表明这是一个城邦联盟制国家。     

掺加生石灰粉煤灰处理高塑指土路基施工工艺

本文是针对高塑指土路基施工工艺的探讨,施工中主要是采用掺加生石灰和粉煤灰的工艺来处理高塑土,降低含水量,使其满足路基碾压的要求。     

美国传教土老谭约瑟在中国的行医经历

美国传教士医师老谭约瑟,在中国正处于列强进侵、动乱频仍、革命与变法此起彼伏的年代来到中国,行医传教。     

辽代“北老河”古道考

"北老河"古道上游河口位于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麦新镇苏家堡村东南。在通辽市科尔沁区大林镇村东乌九营子村南重新汇入西辽河,全长约200公里。地质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北老河"形成于距今约一万年。在西辽河沿岸仅发现少量辽代的聚落遗址,而沿"北老河"故道,则发现大量辽代城市、聚落和墓葬遗址,占该地区目前所发现城市遗址数量总数的65%。契丹民族对自然环境适应性的选择,最真实地还原出了辽代该地区的地貌特征与河道走向。辽代城址、聚落和墓葬遗址具有沿河分布的规律与特点,故从遗址分布上推断:辽代西拉木伦河(潢河)与老哈河(土河)合流后,其下游主河道不是西辽河,而是"北老河"古道。     

好太王碑与高句丽王号

好太王碑所记“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是迄今所知对广开土王王号最完整的记录,这一复合型称号,可分解为表示王陵所在地的“国冈上”、有谧号性质的“广开土境平安好”以及表示官称的“太王”三个部分,分别表达不同的意义,有着不同的来源,发挥不同的功能。至迟从广开土王时代开始,一个故去的高句丽王的正式王号应该包含有这三个部分。研究显示,包括《三国史记》、墨书墓志和金石刻铭在内的高句丽史料,对故王称号记录存在较为随意或随机的情况。从广开土王的“永乐太王”称号可知,长寿王之前的高句丽王生前都拥有源自内亚传统的王号,表明了高句丽官号制度的多元传统。从这个角度观察高句丽的王号制度,还有助於我们观察古代东亚多语言社会襄书写语言所发挥的政治功能．     

明代“土流参治”再研究

国内外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明代的“土流参治”就是以汉族担任流官,以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土官.这种把“土流参治”仅仅看作是一种用人制度的传统观点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明代“土流参治”不仅是贯穿于西北边政方方面面的宏观指导,更重要的“土流参治”还是一个庞大的、多元的、复杂的管理体系,包括明代西北地区的卫所建设、戍边屯田、流官制度、土官制度、僧官制度、茶马贸易等诸多方面.明代“土流参治”大体归结为三个基本层面,即第一层面的“土流参政”;第二层面的“土流参设”;第三层面的“土流参任”.     

“天心地胆是豫州”——从女娲城补天母题的衍生故事看台湾回归祖国的民族文化积淀

女娲城,是一座残存地下的春秋时期古城旧址,地处豫东黄河冲积平原的西华县聂堆乡司都岗村,春秋以降,形成女娲城为中心的女娲文化与信仰传播信仰文化区域;在今日庙会盛传的创世神话故事及内容风格多样的祭祀歌舞中,关于补天故事,有诸多区域性异文与衍生故事;这些故事标示了女娲的始母神格及以女娲为代表的龙崇拜的民族信仰,表现出台湾回归祖国,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宗根情结”的必然;故事载存了黄河文明滋养的“中州本土”观念及农耕部族的黄土崇拜信仰,也昭示着台湾回归祖国是中华民族“恋土情结”这一民族意识的具化;故事补天母题中展现的英雄主义民族文化精神和积极浪漫主义的民族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从洪荒走到今天与走向未来的本质精神。     

谈士山盘铭文的“服”字义

本文从唐兰先生旧说出发,讨论新见士山盘铭文“服”字含义,认为其相当于《左传》、《国语》中所见的“职贡”一词,具体包括职事与贡赋两个方面。另外提出士山盘铭之方国“履”应即金文所见的“眉敖”之“眉”。最后指出士山盘铭对于探讨西周恭王时期的政治和先秦服制都具有重要意义。     

八省土膏统捐与清末财政集权

清末鸦片税收是中央与地方争执较多的领域,地方固守与中央控制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八省土膏统捐是清廷在扩张财政以编练新军的背景下,将地方经营有效的联省合办统捐的权力收归中央的重大举措。地方督抚对此暗中排拒,使清廷推行财政集权的意图难以如愿贯彻。这一事件反映出清末中央与地方逐渐疏离的趋势,亦可概见练兵新政推行中政治与财政环境之纷乱。     

试探“磁州窑类型”陶瓷中化妆土与黑彩剔填结合的艺术成就（上）

宋元时期是中国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各地瓷窑林立,各大名窑尽放异彩,北有磁州窑、耀州窑、定窑、汝窑、钧窑等,南有官窑、哥窑、越窑、建窑等。由于生产地域、原材料物质条件的差异,以及工艺手段的多样化,创造出百花齐放、各具特色的艺术装饰。宋元陶瓷装饰种类颇多,按工艺材料归纳,可分坯体装饰、化妆土装饰、釉装饰、釉绘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