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杨氏土司军队用兵特色考论

播州土司所辖军队用兵颇具西南地区特色,表现在据险而守、马步合用和惯用奇兵三个方面,使得杨氏得以世据播州之地,不被其它势力吞灭。     

荆南雄镇 楚蜀屏翰 唐崖土司城的选址与营建

唐崖土司城址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自治州成丰县尖山乡,主要遗存年代为明代中后期至清初(17世纪~18世纪初),占地规模约80公顷,为土家族唐崖覃氏土司治所。唐崖土司历史上大多为长官司、安抚司等,属等级较低的土司,管辖周围约600平方公里的领地。其地处中国西南地区云贵高原东侧武陵山区,属长江上游支流乌江流域。土司城址包括城址,墓葬及外围设施。城址是遗址的主体,位于遗址东部临河较为平缓的区域。城址西部的山林中及城址周边,分布着墓葬、外围设施等遗存。现城址既符合土家族一般聚落选址的生产生活条件,又能满足土司城的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功能要求,在辖域内条件最为优越,因此作为唐崖土司的司治所在,数百年延续使用。     

海龙屯 西南山地军事防御城堡

海龙屯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海龙囤村,南距遵义市老城区16公里,建于大娄山东支龙岩山的山巅。海龙屯是播州杨氏土司在其统治核心区域设立的山地防御城堡,与位于湘江西岸平原地带的播州宣慰司治所(今遵义老城区)配合使用,是战争时期播州土司的行政和军事中心。播州自唐乾符三年(876年)至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始终为杨氏世袭统治,元明时期(13~16世纪)播州土司辖境涉及今黔北、黔东南的广大地区,官至从三品宣慰使,是西南地区辖境广阔、地位显赫的大土司之一。播州居民以仡佬族、苗族为主,其统治者杨氏为仡佬族。海龙屯始建于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现存主要为明万历年间(1595~1600年左右)的遗存,主要包括城防设施(城墙5838米、城门9处、哨台6处、军营1处、操练场1处)、行政及生活设施("新王宫遗址"及"老王宫遗址"2处)、手工业设施(窑址3处、采石场1处)、交通设施(三十六步天梯、龙虎大道等)以及水井遗迹5处。     

探寻唐崖土司远去的背影

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址是我国西南土家族区域著名的元、明、清时期土司遗址之一。考古发现的城内遗迹非常丰富,主要有城墙、道路、院落、石桥、水井、采石场、码头、墓葬等。最重要的衙署区位于城址核心区,明代晚期是唐崖土司的鼎盛时期,衙署建筑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清代早期衙署在明代基础上继续兴建,总体格局未变,但规模和等级大大缩减。唐崖土司城址考古为研究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制度及中小级别土司城址建制及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书讯

正复活的土司城堡:海龙囤考古手记李飞著,贵州出版集团、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定价36元。作者是海龙囤遗址的发掘领队,一位意气飞扬的"非典型"考古学者。本书是海龙囤考古发掘的"副产品"。作者在白天繁重的考古发掘和整理工作之余,断续在"囤上"写下了36篇10余万字的考古手记,尝试以自己的观察,又尽量摈弃主观的臆断,基于考古发现、文献记载和口碑传说,对海龙囤作出新的、更接近史实的界说。书写的过程,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严密的计划,也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是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深入,就所看到黄土深处不一样风景的所感、所思,信笔写去"。书中行文尽情挥洒考古探索的意象,描摹作者所看到、所感知、所不解的海龙囤。     

不该被遗忘的“土司王国”

在人们的想象中,土司是中囤少数民族的酋长。在他们统治的“小王国”里,有独特的信仰、神秘的习俗、残酷的刑罚和自成一体的小社会。如今,土司曾经的“王国”仍分布在中国西部各省,订壮观的城市、雄奇的古堡和皇宫般的官寨衙署,它们绝不雷同,风情万种。     

贵州文化品牌——水东文化

<正>贵州特色的文化品牌,除了黔西安顺六盘水夜郎文化外,以古代四大土司文化为最典型,其中黔西北水西文化以电视剧《奢香夫人》热播而闻名遐迩,黔北播州文化由于海龙囤申遗而日渐知名,而黔东北思州文化和黔中水东文化至今仍鲜为人知。以贵阳为中心的黔中地区,历史上为水东宋氏辖地,从唐代到明代,其辖制地域包括了今鸭池河以东贵阳市及黔南州龙里、贵定、惠水、长顺及安顺市平坝县一带。水东文化是水东各族人民千余年间共同创造的物质     

万承土司的世系、墓碑及其民族学意义

广西万承土司经历了26位许氏土官的统治,土司家族留下若干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墓碑,这些墓碑具有彰显壮族土司社会在婚姻、丧葬习俗、妇女地位、文化传播和社会分层等方面的民族学意义。     

价值凝练与价值呈现:从中国土司遗址申遗看考古学理论方法新变化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土司遗址申遗,是考古学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一次成功尝试。世界遗产视角下的考古工作,从田野发掘操作到文物保护与展示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考古学在此过程中的实践,也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实践证明,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边地秩序:明代云南西南边疆地区的“内”、“外”之别

有明一代,云南西南地区一直存在"内"、"外"之别。从明初的"版图之外"、"三江之外宜土不宜流,三江之内宜流不宜土",到明中期的"远近之夷",再到明末的"内外之夷","内"、"外"观念在发展,视角也在不断变化。在经历了"麓川之役"和明缅战争之后,地方士人对"内"、"外"土司的划分也发生了变化。从明初到明末,随着边地秩序的确立及重塑,"内"、"外"的涵义不断变化,呈现出动态和多元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