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浜文化区的地理景观

马家浜文化区的环境研究,以往都以1000年左右为尺度,即把马家浜文化作为一个基本时间单元来分析,所得结论是粗线条或大趋势性的。在马家浜文化研究近半个世纪的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提取更多信息,变趋势性考察为过程性研究,进而描绘这一时期更加细微的演化曲线,构建人地关系景观。     

因地制宜发挥幼儿园隐性环境的游戏价值

良好的幼儿游戏环境有助于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需要幼儿园充分挖掘园区隐性环境,因地制宜发挥幼儿园隐性环境的游戏价值.本文通过访谈的形式,了解大家对幼儿园利用环境支持幼儿游戏需要的现状,挖掘其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原因分析,最后提出解决策略和方法.     

黄河流域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作为旅游经济的重要支柱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前进动力,旅游环境承载系统为“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下的旅游空间格局提供了参考依据。本文选取2000—2020年黄河流域九省区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环境、生态要素等,纳入压力-状态-响应系统,基于PSR理论的旅游环境承载力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计量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黄河流域旅游环境承载力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旅游环境承载力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由北向南形成递减分布,承载力指数较高的省区主要包括内蒙古、河南等;根据影响因素分析发现,正向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游客密度等,负向影响因素中能源消耗和工业污染影响较为显著,环境整治强度和科技进步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     

环境敏感度与游客亲环境行为关系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

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忽视的部分。将游客环境敏感度的情感因素与理性层面的计划行为理论相结合进行研究,更能准确预测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本文运用SPSS和AMOS软件进行分析,以揭示环境敏感度和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关系与作用路径。研究表明：环境敏感度对计划行为理论三要素及旅游者亲环境行为具有正向影响,知觉行为控制在环境敏感度和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据此,本文提出重视环境教育,提高游客环境敏感度;增强游客亲环境行为的自我效能两方面的建议,为促使游客做出更多亲环境行为提供参考意见。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六届国际会议即将在北京召开

由北京大学主办、国务院侨办和中国侨联协办的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六届国际会议(ISSCOⅥ)即将于2007年9月21-23日在北京召开。这是自1992年成立以来,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首次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的国际会议。北京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驱和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所国立大学,被选为本次会议的主办单位。会议主题海外华人和祖籍国的动态关系随着中国作为新近出现的、重要的参与者在全球经济、政治领域的崛起,资金、劳动力、技术和信息在全球范围的快速流通,中国不仅成为投资、制造、交易的首选目的地,而且成为国内和国际间技术性劳动力和非…     

二轮修志应加强对知识产权发展及保护的记述

以专利、商标、著作权为主要内容的知识产权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提高的,是当代社会的重要财富,也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成果。具有垄断性(也称独占性)、地域性和时间性的法律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识产权或智力成果的多少,体现了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因此,知识产权问题现在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二轮修志在记好志书传统内容的同时,应加强对知识产权发展及保护的记述。     

旅游地可持续生计：国际研究进展评述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系统梳理总结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的国际研究进展,对我国未来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检索工具,对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的相关外文文献进行归纳与评述,在辨析可持续生计概念及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评估、生计策略转型、结构与制度及生计结果五个方面总结了旅游发展对目的地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从旅游地可持续生计与生态保护及文化遗产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的适应性与恢复力等方面全面回顾了旅游地可持续生计与社会—生态系统协同发展的相关研究。基于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的国际研究述评,文章进一步展望了未来我国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研究的重点与方向。     

城镇给排水环境改善问题探析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仍然会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这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极大的制约作用,同时我国水环境治理以及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针对这种问题文章通过分析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对策,希望对城市给排水环境的改善提供一定的借鉴。     

思想与行动的距离——中国古代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概观

中国古代先后两度出现性质相当不同的资源环境困境。第一次是西周至秦汉时期,主要表现为山林川泽自然资源不敷利用,资源困境的忧思催生了早熟的自然资源保护思想理论和礼法制度。第二次是清朝中期以后,“人口爆炸”造成的巨大资源(特别是土地)危机和生存压力,使18世纪末期(1790年)成为历史上的环境拐点,山区毁林开垦迅速显现出恶劣的环境后果,促使当时社会展开以山林保护为重点的环境保护思考和行动。两者之间是一个思想与行动都显得相对平淡和迟滞的阶段,但也有若干历史情节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围绕山林川泽之利,发生了国家从“专山泽之利”到放弃山泽垄断的制度变化;二是先秦诸子的自然观念和资源保护思想,在宋明理学中得到了一次明显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