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浦东新区的社区分化——整合运动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社区是一定地域人们生活的共同体,社区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浦东开发是中国二十一世纪"龙头"城市建设工程,浦东新区社区建设不仅是浦东开发开放顺利进行的保障,也必将在全国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本文从时代背景到地域发展纵深透视我国社区及浦东新区社区建设的兴起,并运用社区分化-整合系统分析理论对当前及今后浦东新区社区及其分化-整合运动进行剖析,提出五点调整完善浦东新区社区整合模式的建议。     

共处对强权:世界百年的辩证馈赠——20世纪国际关系的战略审视

２０世纪国际关系的突出特征,是和平共处对强权政治的重大突破。和平共处面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展开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体现。和平共处与强权政治的两军对垒是２０世纪国际关系的两条主线,而前者对后者的政治突破,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开掘了战略通道。本文从当代国际关系的准则、权益、实力与结构调整等角度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总序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沈阳地区挑起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由局部地区蔓延到全国,先后经历了14年。中国人民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反抗斗争,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不仅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洛阳市志》“概述”集锦（连载之十一）——《洛阳市志》第11卷第26篇：《计划志》概述

洛阳作为历史化名城,13朝古都的所在地,真正开始有计划、按比例、大规模经济建设,是在1954年国家确定洛阳为全国重点建设城市之后。同年8月,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通知,成立了洛阳市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从此正式编制、实施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计划,把国民经济的绝大部分项目,不同程度地纳入国家统一计划的轨道。     

明朝景泰年间乡试解额调整史实钩沉

明代自太祖洪武三年(1370)首次举行科举考试始, 即于乡试录取中采用固定解额制。它主要是根据各省区的人才分布或者说是人文状况,分配一定的乡试录取名额。如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的《初设科举条格诏》即对开科地区乡试录取人数作出如下规定: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等省40名,京畿地区100 名。(《皇明诏令》卷一《太祖高皇帝上·初设科举条格诏》,续修四库全书本)然而,明初于长期战乱之后立国,百废待兴,人才匮乏,思贤若渴。诏令虽对开科直、省乡试录取的举人数额做了具体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中又有变通,“人材众多去处,不拘额数;若人材未备,不及数者,从实充贡”(《皇明诏令》卷一《太祖高皇帝上·初设科举条格诏》)。此即其他     

关于我省新一轮修志的任务分析——以市县志为中心，兼论区划调整与志书编修

本文结合区划调整,着重分析了我省新一轮修志市县两级志书的编修任务,认为各地应以现行区划为准编修志书,并将其列为我省新一轮修志的指定性任务。同时,建议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编修已被撤销、合并了的市、县（市、区）志,以完整保留该行政区划的历史。此属指导任务。此外,本文针对各地实际情况,分析了各自不同的志书编修形式。     

20世纪50年代黑龙江青年志愿垦荒活动回顾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刚刚起步,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相比,农业生产相对滞后,满足不了社会对粮食的大量需求。为了迅速扭转这种局面,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中央把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业生产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规定“五年内将扩大耕地面积3868万亩,到1957年要达到65745万亩”。     

贵阳市协商委员会功不可没

在欢庆政协贵阳市委员会成立50周年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了它的前身——贵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1950年初,贵阳刚解放不久,经济凋零、秩序不稳、百业待兴。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改变这种局面。市协商委员会成立后,团结各族各界人民和人士,协助党和政府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陈云经济思想及其意义

陈云在"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提出了丰富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是其以综合平衡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和以"三个主体、三个补充"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构想的充实和发展,不但对当时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决策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七千人大会与中共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

1962年一二月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我们党自己纠正错误的一次会议,也是我们党探索经济发展规律的一次尝试.这次大会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60年代初严峻的经济形势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并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产生困难的原因.对统一全党思想,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调整国民经济方针起了积极作用.会议制定了相应的调整措施,使国民经济逐渐走上了有序发展的轨道,扭转了困难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