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博物馆研学品牌建设——以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为例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已成为当今博物馆最关注的问题,博物馆人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使束之高阁的文物走进人民大众的生活,促进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实现,使博物馆逐渐成为社会教育的主力军、提升公民素质的社会大学、激发青少年儿童求知欲的场所、中华文明世代相传的重要传承基地。强化博物馆的青少年教育功能,主要形式是通过开展研学活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自建馆以来,积极申报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打造蓝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研学品牌,创新博物馆研学模式。文章通过探讨博物馆研学工作背景、开展研学工作的方式方法、研学课程设置等,阐述了南海博物馆在研学工作实践中,逐步探索出具有南海文化特色的研学品牌和开展工作模式。     

游戏型教育模式构建在博物馆中的应用探索——以青少年互动体验展"大明都水监之运河迷踪"为例

21世纪以来,教育型游戏数量明显增长,同时博物馆也逐渐采用游戏型教育模式开展教育.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青少年互动体验展"大明都水监之运河迷踪"将中国大运河作为"百科全书",并以此为出发点,结合大运河线性、多元、活态的特征,将游戏型教育模式融入和贯穿教育空间、活动的设计与开展,设置角色扮演型的互动游戏,立体化、多方位拓展、探索和实现博物馆公众教育功能.同时借由可视化技术与沉浸式交互体验等媒介主导的创造性游戏,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提高青少年对大运河的认知.以往鉴来,将游戏型教育植入博物馆的相关展览架构、设计与开发,能够深刻影响观众,并推动今后的持续沟通和互动.     

绿化工程园林园艺施工及养护技术

随着城市的建设速度加快和人们的生活水平的 = 提升,绿化工程也得到了社会的广大关注。园林园艺不仅可以提升城市的形象,还能美化生态环境,只要通过合理的施工与养护,绿化工程的生态、人文以及景观价值就会充分体现出来。可见,园林施工与养护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只有做好这项工程,才能真正地改善城市环境。因此,本文就阐述了绿化工程园林园艺施工技术与注意事项,并提出有效的养护技术,希望可以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园林园艺的建设效果。     

素质教育背景下的中小学校园景观设计探索——以天元公学校园景观设计为例

1993 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如今,随着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政策的不断深入实施,教育事业被更多人所关注,素质教育政策的实施促使了教育模式和教育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对学校校园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过去只重视“课堂教育”转变为“环境育人”,因此校园景观建设的重要性日趋增高。     

学习陈云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精辟论述,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陈云一贯重视研究国际问题,善于结合国内经济建设与国际形势变化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对帝国主义本质与特征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国际关系变化规律的准确把握,更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积极探索.重温陈云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精辟论述,对维护作为国家安全根本的政治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黄侵运逼"视野中的淮河变迁

淮河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当初,淮河本是"四渎"之一,槽深流清,颇富通航之利.然而从1128年杜充决黄河开始,因为掺杂了诸多人为因素的700多年的黄河夺淮,因为明清时代蓄清刷黄、济运保漕的国家大政,因为截淮的高家堰与汇淮的洪泽湖,淮河失去了河形、失去了下游、失去了入海水道.这样的自然与人力综合作用、"黄侵"与"运逼"交相折磨的淮河,又引发我们广泛的文学拟喻与深沉的哲学关怀.以言文学拟喻,传统帝制时代的黄河可称"父亲河"、运河可称"富贵子"、长江可称"母亲河",淮河则是值得同情的"隐忍子";以言哲学关怀,淮河与黄河、运河、长江之间的"恩怨情仇",既反映了人地关系的复杂性,也展示了政治权力对自然变迁的负面影响.     

金朝世婚家族乌林答氏研究

乌林答氏是金朝重要的世婚家族。在完颜氏领导的女真军事部落大联盟初建之时,孩懒水乌林答部就已加入。太祖起兵反辽后,原系辽籍女真的乌林答部也随即归附。乌林答氏自加入军事大联盟后,以世代联姻的方式来巩固其与完颜部的政治联盟,其成员不仅频繁活跃于金朝的各种政治活动中,还积极参金朝对内对外的军事战争,为金国的建立、发展和稳定统治贡献巨大。     

乡党政治、士人心态与历史人物书写——以明清史传中的李至刚为中心

历史人物书写往往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政治环境以及多样心态主导下形成的主观表达。传统时代,人物事迹被置于道德框架之下书写,人物评价及其形象被特定时代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心态所塑造。明清史传对永乐初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的书写,则是其中的典型个案。明人杨士奇所撰的《解缙墓碣铭》和《李至刚墓表》是后世史传中李至刚书写的祖本,李至刚“蒙垢简牍”的故事不断被复制、传播和再创造,最终影响到清代官修《明史》的道德性书写。这一案例呈现了个体书写如何影响集体书写的过程。究其原因,这可能是明代中前期杨士奇长期秉政,并以其政治声望、文化影响进而掌握社会舆论和话语权的反映,也是明代史家反思和批判永乐朝史事、明代中后期现实的心态折射。     

北宋政治的得失与“儒术治国”的尴尬

北宋堪称“儒术治国”的典型。这一论断的基本支撑是当时两个比较典型的历史现象：“儒术”的复振和“文人主政”。“儒术”大行其道以及整个笃信“儒术”的文人官僚队伍使得北宋政治实践中有着相当浓厚的儒家色彩。这一历史阶段的文治似乎比较成功,“文教”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创下了一个高峰。然而,整个北宋一直国势不振,国力不强,“积贫积弱”,对外奉行投降政策,最后败亡得相当悲惨。这一切使得“儒术”的历史作用显得可疑,使“儒术治国”说陷入真正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