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史命题——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评介

雷戈所著《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认为从秦朝到汉初的思想史发展阶段是中国思想史上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和确立时期,并将其概括为"后战国时代";采用独特的"历史-思想"研究法,从政治制度、官场规则和官吏的政治生活中,挖掘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共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并扩大了思想史的资料范围;认为秦汉时期生成的皇权主义秩序,把"天高皇帝远"的制度现实变为"天高皇帝近"的观念实存,实现了对人们思想的可控性,从此,思想成为皇权可以控制和规范的领域,达到了有效的思想专制。这是秦汉以降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特征。该书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思想深度的开掘上,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加拿大双语和二元文化讨论探析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通过对该政策的分析,笔者发现,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出台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的双语和二元文化讨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出台的前奏。对双语和二元文化讨论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揭示它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之间的关系。     

亚细亚民族会议与中国的反对运动

亚细亚民族会议由日本的全亚细亚协会和中国的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共同发起,以“全亚细亚民族的共存共荣”为宗旨,但实际上,中、日代表之间对会议的理解各不相同。日本代表的真实目的是抵制英、美的威胁并削弱其在亚洲的利益,确立日本的亚洲盟主地位;而中国代表则希望通过会议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双方争论频起,几至会议决裂。同时,会议遭到了中国各界的坚决反对和严厉批评。其中虽有意气用事、不够准确之处,但如实地揭露了日本代表借“大亚细亚主义”称霸亚洲的虚假本质,表现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决心,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五四时期杜威“政治哲学”讲演论析

五四时期,杜威在北京大学以"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为题进行的16次公开讲演,是其生平第一次关于实验主义政治哲学的系统论述。在新发现的第五、六讲英文原稿中,杜威集中阐释了"共同生活"理论。这一理论反映了杜威对于民主的独特理解,是其民主思想从《民主与教育》(1916年)发展至《公众及其问题》(1927年)的中间阶段。讲演经胡适口译后在各报登载,经比对可知,四个版本的中文记录稿与英文原稿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包括大段的删减、明显的增添和自相矛盾的修改。胡适的翻译淡化了讲演中的"共同生活"部分,而突出了其中的方法面向,反映了胡适本人对杜威政治哲学的理解与释读。他在其中的选择与扬弃,也体现了其"研究问题"的取向对"输入学理"的影响。     

模糊不清的“共和主义”:费城工匠的诉求与美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

美国建国初期,随着政治文化的变动与地方市场的发展,费城工匠的生活面临诸多困境。对此,他们借助“共和主义”的话语追求“公共利益、自由、平等与独立”,以表达抗议与不满。与此同时,工匠的共和话语蕴含着复杂多元的价值取向。这反映了美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极其复杂的多重矛盾冲突。这些矛盾,不仅存在于工匠与倾向于“精英统治”的政治精英之间,也存在于工匠内部。当工匠将这些复杂的价值取向转化为行动后,对美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工匠促进公共利益的诉求转化为反对精英拥有特权的行动,推进了美国早期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在美国早期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矛盾加剧,双方对于“平等”的不同诉求,使美国产生新的社会冲突,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     

“两个拳头打人”一词的由来与使用

在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中,诸多学者在论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反帝反修"的外交政策时,一般会使用"两个拳头打人"来形容和总结。如齐鹏飞、李葆珍著的《新中国外交简史》中在论述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十年"的外交战略时就认为:"在‘第二个十年’,由于苏联大党、大国霸权主义导致中苏关系恶化和全面破裂,我们开始摆脱中苏同盟的束缚,实行既‘反帝’又‘反修’,即既反美又反苏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和政策。"     

美国进步主义视角下的1917年俄国革命北大核心CSSC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争期间,进步主义思想早已在美国得到发展,主要以拥护威尔逊总统内政方针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右翼社会党人以及持更具批评性意见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为代表。在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进步主义各方代表们各持己见,表现出不同反应,这不仅在美国引发了对俄国革命的排斥,同时也激起了他们对俄国激进主义的必然性、有效性进行合理化理解的尝试,从而导致威尔逊政府在对俄政策的制定上发生了混乱局面,也对美国社会如何看待俄国革命的问题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正"中华民族复兴"论,就其核心概念"中华民族"与"复兴"旨趣之明确组合的思想自觉形态而言,可以说形成于民国时期,大约在20世纪10年代末和20年代早中期开始出现,九一八事变之后逐渐风行全中国。但若溯其源头,恐怕还得从清末孙中山的"振兴中华"论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谈起。前者代表排满革命党人的汉民族主义之"光复"理想;后者则预示了后来立宪党人融合中国各民族、实现共同发展的"大民族主义"(梁启超语)之国族"振兴"愿望,它们为共同孕育这一时     

编读窗

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这次看到2014年第1期的《“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一文,觉得作者写得很棒!看文风,我原以为是西方记者所写,客观、理智、公正,结果是我们自己的记者所写,佩服!不过有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是第61页出现的“根红苗正”这个词,我过去也常常这么写,甚至在自己出版的一本书《我的同龄人》中也这么写。     

群众性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上)——谈谈反右运动扩大化的问题

正毛泽东发动群众的指导性文件与整风相比,反右派运动无论是发动还是展开,都显得十分顺利。个中原因,一方面是大多数党员干部前一时期感到受压、委屈,现在党中央终于站出来为他们撑腰了,于是个个奋勇当先,冲锋在前;一方面是广大的工农兵和基层群众被发动起来,他们不像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那样思前想后,顾虑重重,而是党指向哪里就坚决打到哪里,其激进程度甚至超出指导者预设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