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四临遵义

遵义会议参加者、后为国家领导人的杨尚昆,曾经4次来过遵义城。第一、二次是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后两次分别是1958年与1985年。1997年,90高龄的杨尚昆准备再临遵义的时候,甫抵贵阳因突感身体不适,取消了赴遵计划。1935年1月,杨尚昆随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当时他在红三军团担任政委。当时红三军团驻扎在遵义城南面,凭借乌江天险,阻挡从省城贵阳     

南京博物院获文化部首批重点实验室颁牌

<正>2015年4月21日,文化部科技司在上海组织召开了"文化部重点实验室颁牌及2015年重点实验室工作会议",近现代纸质文献脱酸保护技术文化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参加了本次会议,文化部科技司于平司长为六家重点实验室颁牌。这六家重点实验室是在2014年文化部为完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促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而组织开展的文化部首批重点实验室评选工作中首批获得认定的。     

民族团结 源远流长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青海是多民族聚居省份。多民族聚居地区做好民族团结进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强调,要"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多年来,青海省重视加强民族团结进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响亮提出"三区建设"的口     

黄华与司徒雷登南京商谈考析

1949年1月21日,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并通知各国驻华使团一同前往,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率使馆大部分人员南迁,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其他西方国家使团纷纷仿效美国。4月中旬,周恩来派黄华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①25日,黄华到达南京。南京商谈,即是指1949年5月13日至7月25日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进行的私人接触,5月13日、6月6日、6月28日、7月25日,两人共会面商谈四次。8月2日,司徒雷登飞离南京。     

处理社会关系的新思路——学习党的四中全会《决定》

<正>一、《决定》公布前发生的一场争论前一阶段,当我知道今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对我党关于依法治国的理念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心中充满着期待。大家都知道,民主和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从一个角度上来说,就是法治经济。党的全会能对宪法、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做出系统的说明,这是一件多有现实意义和深远意     

近代法国莱茵河“自然疆界”话语的流变(1450—1792)

"自然疆界"是近代法国的一个重要政治文化概念,它产生于中世纪后期主权国家兴起之时。作为自然疆界的莱茵河形象,诞生于文艺复兴时代,它以关于古代高卢的历史意象为依据,并逐步取代源自中世纪的"四河之境",为法国的理想空间形态的塑造提供了重要元素。17世纪,莱茵河自然疆界观念成为某种国民意识和公共舆论,为法国向莱茵河方向的扩张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在启蒙时代,它更具和平主义色彩,与国家领土空间巩固的目标颇为契合。大革命初期,它再次进入扩张主义的话语,但其理论基础在于非历史的政治理念:自由和人民自决。这一话语三个世纪的历程见证了法国政治文化中关于国家东北边疆的记忆和认知的变迁,也反映了构建民族认同和国家地域实体的过程中不同理论和话语的转换与混杂;而革命时代产生的基于自由自决的民族构建论与德意志"语言论"民族认同的交锋,在今天尤其值得重新评估。     

地方发展变迁与居民地方感关系研究——以广州荔枝湾涌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本文以广州荔枝湾涌历史文化街区为例,运用扎根理论研究荔枝湾涌1940年代以来地方发展变迁与居民地方感的关系,进而挖掘居民地方感变化机制。研究发现：荔枝湾涌居民的地方感主要受生态环境、建筑与配套服务、集体记忆、活动类型、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生态环境起主导性作用;积极地方感主要来源于集体记忆的保留与延续;消极地方感主要来源于破旧的居住环境及落后的配套服务;此外,文章提出内向型地方感和外向型地方感的概念,认为随着城市发展,在地方发展变迁过程中,地方感由内向型地方感转变为内向型和外向型相结合的地方感。两种地方感相互作用,互相调节,更有利于地方稳定、开放、包容地发展。     

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