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与司徒雷登南京商谈考析

1949年1月21日,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并通知各国驻华使团一同前往,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率使馆大部分人员南迁,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其他西方国家使团纷纷仿效美国。4月中旬,周恩来派黄华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①25日,黄华到达南京。南京商谈,即是指1949年5月13日至7月25日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进行的私人接触,5月13日、6月6日、6月28日、7月25日,两人共会面商谈四次。8月2日,司徒雷登飞离南京。     

近代法国莱茵河“自然疆界”话语的流变(1450—1792)

"自然疆界"是近代法国的一个重要政治文化概念,它产生于中世纪后期主权国家兴起之时。作为自然疆界的莱茵河形象,诞生于文艺复兴时代,它以关于古代高卢的历史意象为依据,并逐步取代源自中世纪的"四河之境",为法国的理想空间形态的塑造提供了重要元素。17世纪,莱茵河自然疆界观念成为某种国民意识和公共舆论,为法国向莱茵河方向的扩张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在启蒙时代,它更具和平主义色彩,与国家领土空间巩固的目标颇为契合。大革命初期,它再次进入扩张主义的话语,但其理论基础在于非历史的政治理念:自由和人民自决。这一话语三个世纪的历程见证了法国政治文化中关于国家东北边疆的记忆和认知的变迁,也反映了构建民族认同和国家地域实体的过程中不同理论和话语的转换与混杂;而革命时代产生的基于自由自决的民族构建论与德意志"语言论"民族认同的交锋,在今天尤其值得重新评估。     

近代中央回归治黄的序幕:南京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问题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9月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以前已经在治理黄河问题上有所谋划和举措。国民政府介入治黄的背景与其导淮政策密不可分。国民政府在黄河与淮河治理次序上先后经历了"淮黄同治"与"先淮后黄",而后迫于各方压力又不得不对"先淮后黄"的政策做出修正。国民政府介入治黄是宣示其对于孙中山政治遗愿的继承,也是彰显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标志,一定意义上还是整合黄河流域各军阀势力的一个恰当借口。黄河对淮河的影响关系也使得国民政府在导淮的同时不得不顾及治黄。国民政府各部会介入治黄,则怀有政治企图或有所束缚。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国民政府在治黄问题上表现目标不一,政令多变,协调乏力,效果不彰。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的表现与特点,预示日后黄河水利委员会亦难有作为。     

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     

韩国学者论新罗与渤海两国之间的关系

对于朝鲜半岛的学者们来说,新罗与渤海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渤海国是朝鲜国家,并千方百计从新罗国与渤海国的关系中找到所有一切能证明它们是同种国家的事实(注8,第9页;注7,第344页;注9,第29页;注4,第334页;注5,第42页).所以,他们把新罗国和渤海国存在的时期称作南北国时期(注7;注10,第66页;注8,第12页;注5,第39页;注6,第67页).然而,由于所有的事实全都说明新罗通常把渤海国视为敌国(注8,第31页),韩国学者开始强调高丽承认渤海国这一事实(注7).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评《中国石窟岩体病害治理技术》

由李文军、王逢睿撰写的《中国石窟岩体病害治理技术》一书,洋洋40万字,由兰州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3月出版.本书紧密结合石窟保护的实际情况,系统地论述了石窟区的自然地理特征、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特征,科学地分析了石窟岩体病害的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将工程地质学、地质力学、滑坡学及岩土工程学等学科的一些成熟理论和技术引入文物保护中,将危岩体和滑坡计算理论及防治技术--锚固理论的技术应用于文物保护治理工程中,对石窟的各种岩体病害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方案和具体的治理措施.     

纸币编号的研究

作为纸币的一个重要构成元素,编号几乎与纸币同时诞生,早在北宋仁宗年间,政府印制交子时就已经把铜活字镶嵌到版面上,以印刷纸币上的编“字”和编“号”,可以算是现代纸币编号的雏形。到明清时代,中国纸币已经有了明确的千字文冠字和数字编号体制,同时建立了较为严格的编号管理制度。世界上其他国家纸币的编号发展历史也与此相仿,大都是从手写向机器印刷过渡,从简单向复杂过渡。除了个别的特例外,绝大多数现代纸币都有不同形式的编号。     

从《申报》看苏州的私钱与禁私（1827-1877）

清代实行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制钱是民间主要的流通货币,银两只不过是国家财政和大宗贸易的计算出纳单位以及富裕人家的储藏手段。在清朝统治者入关前,就曾铸有“天命”、“天聪”两种铜钱,自顺治进关,到辛亥革命,前后历经十代皇帝,铸有十种年号钱。康熙、乾隆时代的铜钱质量、重量都很规范。     

从《申报》看苏州的私钱与禁私（1827-1877）

清代实行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制钱是民间主要的流通货币,银两只不过是国家财政和大宗贸易的计算出纳单位以及富裕人家的储藏手段。在清朝统治者入关前,就曾铸有“天命”、“天聪”两种铜钱,自顺治进关,到辛亥革命,前后历经十代皇帝,铸有十种年号钱。康熙、乾隆时代的铜钱质量、重量都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