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流亡者与美国建国初期的党争

18世纪末,一批英国激进分子流亡到美国,在美国激烈的党派斗争和政治文化分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798年,在英国“反雅各宾主义”影响下,美国联邦党主导的政府制定了《惩治煽动叛乱法》,严厉打击反对政府的言论,防止共和党和“雅各宾派”颠覆政府。英国流亡者以英国政治为参照,抨击法令,谴责联邦党效仿英国体制,在美国建立贵族统治,剥夺公民自由权利。流亡者反对联邦党人的政治修辞广泛传播,形成强大公共意见,最终促使法令失效。流亡者的介入使美国建国初期的党派斗争与大西洋世界的政治变动息息相关,呈现鲜明的跨国性。     

全球化时代美国史的书写——托马斯·本德的跨国史研究

跨国史研究的知名学者托马斯·本德依据个人学术经历的发展逻辑,从理论构建和学术实践层面,探讨了全球化时代如何书写美国历史这一重要课题。在民族构建理论的基础上,本德重构民族国家及其历史,批评“美国例外论”,融合跨国视角与综合性叙事,提出比较、关联和语境化三种跨国史研究方法,撰写了《万国一邦》一书。面对学界的挑战与质疑,本德依然认为跨国史是一种未来可期的研究视角与路径,它丰富了长期主宰美国学界的民族国家史学的内涵。     

钱穆与《国史大纲》

正若按当下的毕业文凭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只能是中师肄业。钱先生9岁入私塾,13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1911年因辛亥革命被迫辍学,这一年钱先生只有16岁。此后便开始了一生漫长的自学。1929年,钱穆先生任教苏州中学时,在教学之余依然不放弃学术研究,撰写了《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刘歆年谱》等重要研究作品。四川蒙文通先生此时正在南京内学院跟     

从《魏书·自序》看北齐皇室图书管理的有关情况

<正>《魏书》的作者魏收在自序中,详细叙述自己编撰该书的经历,其中提到许多与北魏、北齐图书管理有关的机构和官职。这就为我们研究北魏、特别是北齐的国家图书管理制度以及图书管理机构提供了直接且有依据的史料文献证据。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一、与北齐皇室图书典册管理相关的机构1.秘书监。原本是朝廷设置的用以管理图书的专门机构。该机构最早在东汉延熹二年(159年)设置,其主要职能是负责管理皇室的图书典籍。曹魏时期也曾设立这一机构,职能     

弘历皇子时期书法学习经历考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比较完整的乾隆皇帝在皇子时期的书法习作,当时称为"仿",这些习作不仅记录了从康熙六十一年冬到雍正十三年八月期间,弘历每天临摹字帖的情况,而且还保留了大量的授课老师的硃笔批阅。本文在对这些"仿"作进行整理与分期的基础上,对弘历的书法启蒙、父祖影响、选帖安排、纸张使用、老师指导以及个人喜好等几个方面再行考证和研究,以期还原一个相对真实而完整的清代皇子书法学习的情境,从而为更准确地评价弘历的书法艺术提供一些详实的资料和一个全新的角度。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书法学习是清代皇子教育中重要的组成,是每天课业的第一部分。第二,弘历的系统书法教育始于雍正元年,主要学习方法是临摹楷书,期间经历了以摹写颜真卿《多宝塔碑》打基础,以摹写唐诗、《千字文》等学习大楷,以摹写王羲之《乐毅论》学习小楷,以摹写《瑞麦赋》重新学大楷四个阶段。第三,弘历的书法学习与家庭前辈的喜好、老师的指教暨字帖选择和字体练习次序密切相关。最后,雍正皇帝的突然去世,打乱了弘历书法学习的进程,对其书法的进步造成负面影响,使得他的风格水平过早定型,难有更高的艺术成就。     

陕西蓝田新街遗址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的分期及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的方法,将新街遗址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分为四段,并与周邻遗址同期遗存进行对比,揭示出这一阶段关中东、西部已出现发展的不平衡性,且逐步增大。通过分析其文化遗存,本文认为其晚段大河村和屈家岭文化的扩张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并一直影响到龙山早期的文化格局。     

從國史到《魏書》:列傳編纂的時代變遷

《魏書》列傳的家譜要素早已引起學界注意,但對《魏書》列傳編排在時代上的混亂則鮮有論者。魏收以前的紀傳體國史主要由李彪、崔光相承編纂,記載内容至少應至宣武時期,各卷人物編次原則是先依時代爲斷,再以事類相從。而魏收加入另一標準,即以家族爲傳,使《魏書》列傳編排呈現混亂局面。通過今本《魏書》中十卷左右即出現一次的"降臣傳",確認了早期國史列傳的年代框架,與此時代不合者則是魏收改作所致。     

滕州前掌大墓地分期及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对墓葬间层位关系的分析以及对墓葬中所出陶器和铜器的类型学研究,将前掌大墓地分为三期,并进一步论证墓地的主体年代为西周早期。     

明末通俗类书与西方早期中国志的书写

民用类书在明朝末年曾经风行一时,这种类书分门别类地汇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占验堪舆、琴棋书画等各方面的实用知识,主要供普通百姓日常参考所用,是认识明代末期民间生活世界的绝佳史料。明末的此类书籍在福建大量出版、发行,并外销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地。明末来华的早期西方传教士为了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购求中国的书籍,在他们所获得的书籍中,此类民用通俗类书占了很大比例。这些书籍传入西方,遂成为西方学术界了解和想象中国的重要依据。西方人编写的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风俗《中华大帝国史》,所依据的材料就是源于明末民用类书。     

以修志问道 启八闽未来——纪念福建省新编地方志工作30周年

古人言,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国史、方志、家谱,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