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对越美和谈态度的转变及其对中越关系的影响(1968～1971年)

中国领导人对越南战争的态度在1968～1971年间发生了转变,即1968年初至1969年上半年,坚决反对越南与美国谈判;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8月,从不干涉越美和谈转变为支持越南谈判;1970年9月后,态度鲜明地支持和谈。中国前后两种立场都引起越南的强烈不满。虽然中国没有以牺牲越南的利益来换得中美关系的缓和,而且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条件下,仍给予了越南大量的无偿援助,但这些努力都没有改变越南对中国的不满、疑虑与不安。在中美缓和与越美谈判的进程中,中越关系却不断恶化,这为后来双方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子虚乌有的“寻找伍豪启事”

说到周恩来与张冲的关系,离不开"伍豪事件"。与此相关的,还流传着一个所谓1936年4月张冲在上海《申报》刊登"寻找伍豪启事"的故事。后者一直被作为张冲与周恩来恩怨人生的转折点描写,看作是"国民党抛出橄榄枝",派张冲秘密联络周恩来,开启国共谈判、走向第二次合作的标志性事件。都把它与张冲四年前炮制的"伍豪事件"相对应,凸显他与周恩来化敌为友传奇人生的戏剧色彩。但笔者考证发现,这个"寻找伍豪启事"的故事,实际上是个误传。     

林彪与共产国际

1938年冬,林彪到苏联治伤,直到1942年初才回国。从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看,林彪在苏联期间除了治伤之外,还参加了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问题的工作。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就如何处理国共关系危机,林彪两次提出书面意见,并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面谈,对共产国际的有关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抗战胜利后民社党人与中国宪政制度的建立

抗战胜利后,民社党人追求和平民主,希望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宪政制度。为此,他们在参加制宪国大前后,积极促进国共和谈,努力阻止内战的爆发和进行。他们批评国民党坚持采用的《五五宪草》,是以贯彻孙中山提出的五院分权制度为名建立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们所草拟的改良的宪法草案,吸收了各党派的意见,成为1946年底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的底稿,这是他们对中国宪政制度的极大贡献。在《中华民国宪法》中,作为人民代议机构的立法院权力较大,能代表人民对于掌握行政权的总统和行政院进行比较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成为与总统并立的国家权力机构,且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的权力基本上保持独立。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基本上是一部民主宪法,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意义和实践意义。     

解放战争时期中间势力的“左”与“右”

正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内战再起,国共之争由会场转移到战场。在国共两极对抗尖锐化的背景下,中间势力该如何抉择与自处,成为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士不能不思索的问题。一在国共武力对峙的两极格局中,中间派人士关于自身角色的思考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些人以为中间派就是中立派,对于当前的国共纷争和内战应当采取超然中立的态度,既不可得罪国民党,也不可得罪共产党;有些人以为     

中国的总力战与基层社会——以中日战争·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为中心

正前言总力战(total war)是20世纪战争的特点。一般来说,为支援这种规模巨大且历时较长的战争,社会各方面物资及人力资源都会被国家进行总动员。为保证战争的实施,整个社会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中国具有这种性质的战争,始于1937年7月爆发的中日战争,此后国共内战(1946-1949年)和朝鲜战争(1950—1953年)也都属于总力战范畴。本稿的目的在于考察这三次总力战给中国基层社会带来变革的意义。笔者曾以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四川省为主题,通过具体事例对中国基层社会在中日战争到国共内战历时十几年的总力战中     

红色浪潮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折。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共中央就白色地区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作出指示:"迅速的、切实的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     

内塔尼亚胡的考验

在以色列国内民意右转的情况下，美国施压下的中东和谈恐怕很难如预期般在一年内取得成果。而内塔尼亚胡的两难在于：要么因为妥协得罪国内民众特别是右翼，要么因为强硬失爱于美国。而不管哪一种，对他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张治中重用于蒋介石原因析

张治中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毕生主张亲苏联共,而蒋介石极端反苏反共.从政治观点上看,两人应该是冰炭不容,但蒋介石为什么还要重用他、容忍他呢?事情既复杂,也简单.因为张治中是蒋介石"和"的一手的重要工具,始终有用.与此同时,张对蒋忠心耿耿,从不搞小派系,不留恋兵权,毫无个人野心.     

《野玫瑰》风波的再解读

<野玫瑰>是抗战中期西南联大教授陈铨的一个话剧作品,以美女、间谍、爱情、汉奸等元素反映沦陷区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复杂多面,搬上舞台后立即引起轰动,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嘉奖.然而在抗战中期国共冲突政治背景下,该剧的上演引发了国共两党在文化领域的一场激烈冲突,誉之者以为是现实主义杰作,贬之者斥之为是对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亵渎.本文依据可靠史料重新解读风波的来垄去脉,辨析争论双方在政治理论、文艺表现手法等方面的不同取向,探讨争论背后的用意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