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熊”纹饰的寓意

当考古工作者打开南越王墓的西耳室时,许多的车马器具散落在地面,犹如钮扣大的马饰达数十件,节约表面铸造的熊纹饰非常醒目,可爱的熊首图案颇具动感活力(图一)[1]。时隔数年,在相距不远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也发现了熊图案,在宫池堆积层有一块长条形空心砖踏跺侧面模印出这种立体感很强的熊纹造型(图二)[2]。在汉代礼仪用器、画像石     

偃师商城之宫城即桐宫说

史籍记载：商汤“剪伐夏祀”,“设都于禹之绩”,“作宫邑于下洛之阳。”汤灭夏而兴建的这座新都即考古发现的偃师商城。这座商早期城址乃古毫之一,汉以来学者习称之为西毫。自偃师商城发现以来,学术界有言其为桐宫者。笔者认为,桐宫之说确有其据。但桐宫却不能概指偃师商城,因为桐宫应仅系偃师商城的宫城。本文主要依据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申述偃师商城之宫城即桐宫的五点理由。     

江苏丹阳双眼墩土墩墓考古发掘简报

丹阳双眼墩土墩墓现存两座土墩,均为“一墩一墓”形制.两座土墩均遭盗掘,出土遗物不多,其中D2发现器物群(Q1) 一处,出土一组共10件器物,包括印纹硬陶坛、印纹硬陶罐、印纹硬陶瓿、夹砂陶鬲、灰陶盆各1件,原始瓷豆5件.根据墓葬形制以及出土遗物,推测其时代为西周晚期.     

洛阳伊川大庄唐墓出土铜镜年代及反映的文化交流

洛阳伊川大庄M3是洛阳地区不多见的出土器物甚丰的小型刀形墓。出土器物主要有镇墓兽、武士俑、文官俑、马、骆驼、罐、铜镜等,发掘者根据铜镜的流行年代将墓葬的年代确定于不早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然而根据墓内大部分器物特征,此墓年代应该在唐代早期,从而证明这种打马球的菱花镜早在唐代早期就出现。此铜镜体现了当时的文化思想和社会观念,折射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文明互鉴。     

关于唐代道教镜的年代问题

从墓葬考古的角度来看,唐代道教镜出现的年代、在丧葬中的功能等问题仍有讨论的必要。目前的考古材料还不足以否定王度《古镜记》及其“古镜”的年代为初唐或盛唐早期的可能性。《上清长生宝鉴图》所载第二种镜图的年代应不晚于七世纪后半叶。这份镜图或其所代表的实物才应该是《古镜记》之“古镜”的真正来源。     

河南温县南张羌M36、M89发掘简报

2007年3月至12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温县文物管理所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南张羌镇南张羌村南抢救性清理了一批汉墓。其中M36、M89保存较好,均为竖穴砖室墓,出土有陶器、铜器和铜钱等。从墓葬形制、出土遗物组合及特征推断,M36年代为西汉早期,M89年代为西汉晚期。两墓出土遗物比较丰富,为豫北地区乃至中原地区汉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四川德昌县罗家坡遗址2018年度发掘简报

罗家坡遗址位于四川德昌县麻栗镇阿月村9～13组。2018年7—9月,为配合成昆铁路（峨米段）工程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重庆师范大学山地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竖穴土坑墓1座、灰沟4条、灰坑9个、房址1座以及大量柱洞等遗迹,出土石器、陶器等遗物30余件。遗址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墓葬发掘为进一步探索战国晚期到西汉中晚期安宁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埋葬习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房址和柱洞的发掘对讨论本地区大石墓时期建筑形态、居住方式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殷墟孝民屯遗址商墓随葬动物再研究

本文在讨论商墓随葬动物的不同分类方法及其得失的基础上,对殷墟孝民屯遗址商墓随葬动物进行了分类,并探讨了不同分类的随葬动物性质。本文重新梳理了墓葬不同类别犬牲的年龄,发现如果在腰坑和填土等非腰坑位置均随葬狗,会在可供选择的狗中挑选年龄更小的放置在腰坑中,但腰坑、墓葬的填土等非腰坑位置随葬的狗以及颈系铜铃的狗牲均以未成年个体为主,成年个体的比例并不高,因此根据是否颈系铜铃与死亡年龄将腰坑和填土中随葬的狗的性质和功用截然区分开来,证据并不充足。对孝民屯晚商墓葬二层台等位置随葬不完整动物的牲体选择的分析,发现商文化的丧葬礼制中当存在牲体礼,而牲体的选择也有其背后的礼制渊源。通过讨论古代墓葬用牲研究的方法,本文进一步提出结合动物考古的鉴定研究与考古背景、历史文献的“文化信息”的分析,对孝民屯等商墓或商系墓葬随葬动物或墓葬用牲进行个案分析或综合研究,是商文化乃至商周、古代丧葬用牲礼俗研究深入的重要基础。     

上马墓地M13铜器群研究

春秋中期,青铜器风格发生了一次较大的转变。本文将这一阶段的代表性铜器墓——上马墓地M13独立讨论,通过分析墓中出土34件青铜礼乐器的形制、纹饰及组合特征,结合相关资料,进一步细致明确地论证该墓年代在春秋中晚期。在此基础上观察到春秋中期的铜器在器类、形制、纹饰、工艺、区域特征这些方面都发生了改变,也有助于理解从春秋早期统一风格到晚期列国风格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