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干青铜器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为纪念新干商代大墓发掘十周年而作（下）

持第六种看法的学,特别对大洋洲出土的三件大铙(或称钲)和一件镈(或称纽钟)的特征、年代进行了缜密的解刮和分析,认为“其为越器,决无问题”,但其年代“难于早到商代”,因为这三件钲上(指大铙)“有明显的土墩墓系青铜器上的纹饰,而伴有青铜器的七墩墓,其年代很少能超过春秋早期”。     

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发现始末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距雒城西七公里,地处古马牧河两岸的二级阶地上。其化遗存广泛分布在南兴镇三星村、真武村、回龙村及三星镇的仁胜村、大埝村,遗址范围达12平方公里以上,因三星村内一段约200米长的“土梁埂”上有起伏相连的三个黄土堆,形如三颗星辰,当地早有“三星堆”之名。最初在这一带地区发现古化遗址至今已有70多年。该遗址是四川境内迄今发现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出土物最精美,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化遗址。1986年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出土上千件珍贵物的重大发现,当即震惊海内外,影响全世界。三星堆是四川最重要的古化、古城、古国遗址,1988年,国务院公布三星堆遗址为全国重点物保护单位。     

商代青玉大戈

青玉大戈出土于西峰市董志野林村,1978年3月收藏于庆阳地区博物馆。     

贵州北大盘江畔汉代青铜器初探

近年来,笔在贵州贞丰县鲁容乡皎贯村民中发现有手镯、铜铃等青铜器在流传,进行追踪调查后,找到了物出土地点在贵州望谟县石屯镇巧散村。通过努力征集,获得了一大批汉代青铜器(该批物绝大部份已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收藏)。该批物是巧散村民杨再兴在村西南约1公里处的山腰斜坡平土时所获,当时集放于一土坛之内(坛早已不在),对于其它更详细情况,有待进一步进行考古调查研究。物出土地点山脉下便是北盘江畔。     

读金文札记二则

本文对赵氏戈和子汤鼎两件春秋青铜器的铭文释读进行了考辨和补充,对于进一步了解春秋时期晋、楚两国的历史有相当的价值。     

从青铜甚六鼎的修复谈传统工艺与新技术结合的运用

本文主要介绍了青铜甚六鼎的修复状况以及传统工艺与新技术结合的成功运用。     

宜侯ce簋轶事

1954年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包括有铭的宜侯矢簋,是年秋,南京博物院和华东文物工作队共同组成调查小组,对出土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现场作了清理,又清理出一批青铜器。其后,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根据调查小组的报告,以《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为题,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上将文物出土情况及调查清理情况作了报导。     

八十年代以来山东商代考古的新进展

八十年代以来,山东调查发掘了大量商代遗址,对商代考古、历史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展。     

腐蚀青铜器中纯铜晶粒形成机理的初步研究

本文以吴国青铜兵器的金相检测为基础,利用电子显微镜对样品中出现的纯铜晶粒进行检 测分析,从矿物转化及自然铜形成机理解释了纯铜晶粒的形成,讨论了可能形成纯铜晶粒的条件。 结果认为纯铜晶粒的析出并非是筒单的电解分解与电解析出,这个过程涉及到合金的矿化产生不 稳定的中间腐蚀产物向析出自然铜的稳定态转变,这种转化由原子在矿物质中的反应扩散完成。这 个过程相当漫长,非实验室条件所能摸拟。从矿物转化析出机理考虑,纯铜晶粒中的“李晶”结构可 解释为自然铜的双晶形态,与合金本身,加工工艺以及腐蚀产生的微小体积变化无关。     

商代军制三论

商代卜辞中,战争材料尤为丰富,有关军事制度的内容。向为学所关注,甲骨透露出,殷商时代的族是军事组织;行是步兵作战时的行阵,旃为演兵之法;而共人则是征集步兵,那种共人即征兵的笼统说法应予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