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卜辞中的齿与蛊

河南安阳殷墟所出商代甲骨刻辞中有一些关于"齿"的记录。"齿"应指争讼,齿、牙同义,今语犹言"以牙还牙"。甲骨文中有"蛊",蛊为祸患之一。甲骨刻辞中还有关于"鼓"的记载,鼓是一种用击鼓的方式去除灾祸的巫术。     

滇国青铜文化中被遮蔽的猛兽纹饰与符号——兼论昆明羊甫头“鹰爪形木祖”的定名问题

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造型精美的动物脚形器被定名为“鹰爪形木祖”,然而从椭圆状圈纹和脚趾数量来看,云南青铜器上常见的猛兽图像与符号中也有相似的特征。在滇文化中最早出现的虎与豹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仅有纹饰上的差异,甚至连考古学家也很难将它们分清。随着西汉王朝的势力在滇池周围地区的迅速推进,这种虎豹混同的情况已得到彻底改观。同时,在滇国青铜器上广泛出现的猛兽纹饰与符号成为某种特权的象征,而所谓的“鹰爪形木祖”可能就是这种族群记忆在漆器上的遗留。     

湖北出土西周噩国青铜器鉴赏

湖北以＂鄂＂为其简称,其历史相当的悠久。＂鄂＂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写作＂噩＂。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湖北随州,先后发现了几批数十件西周早期青铜器,最为重要的是在一些青铜礼器上刻有＂噩侯＂等铭文。     

犀角雕琢艺术赏析

我国早在《汉书》“南越王赵陀献文帝犀角十”、《汉书·平帝纪》“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中已有犀牛角的记载。现存最早的犀牛造型是东汉的错金银青铜器（中国国家博物馆减）（图1）,还有大清乾隆年制的仿生瓷器（图2）,在跨越历史1600年之后,两件非常相似,栩栩如生的犀牛造型,让我们见证了中国原有的犀牛是双角形、前角长后角短的亚洲苏门答腊犀。     

浙江瓯海出土一件西周青铜器腐蚀成因研究

为研究浙江温州瓯海M24墓出土的一件青铜器的腐蚀成因,采用扫描电镜（SEM）、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X射线衍射仪（XRD）、离子色谱分析仪（HPIC）等,对青铜剑腐蚀产物及其埋藏土壤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青铜剑已严重腐蚀,铜元素大量流失形成以锡元素为主的腐蚀产物。通过测量模拟瓯海土壤环境下的自腐蚀电位并参照CuH₂O体系的电位-pH图,推导出了浙江瓯海出土一件西周青铜器腐蚀反应历程。研究结果对类似出土文物有参考价值。     

中国农村吉祥图案（一）

吉祥图案是我国古老装饰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的石器时代。在那时的岩画或石刻创作中,它最初以图腾的形式出现。而后经历了商周的青铜器,秦汉的画像石、画像砖,隋唐的石雕、宋元的花鸟画,明清的织绣、瓷器等。     

考古出土脆弱青铜器加固技术研究

在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出土的青铜器锈蚀相当严重,许多器物通体矿化,由于该地区特殊的埋藏环境加剧了青铜器的腐蚀,对该类青铜器的保护需从考古现场保护开始重视,只有采用渗透加固和背衬加固相结合的工艺方法才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本文详细论述了从考古现场保护的处理到实验室内加固处理的研究成果,此期为出土脆弱青铜器的保护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越国贵族墓随葬陶瓷礼乐器葬俗探论

春秋战国时期崛起于太湖地区的越国历史文化中有许多独特的内容,其中在上层贵族墓中随葬仿铜的陶瓷礼乐器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本文根据近年来的考古新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认为,越国贵族墓不像中原和其他诸侯国贵族墓那样随葬铜礼乐器,而是随葬仿铜的原始瓷或硬陶的礼乐器。这种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葬俗既非越国建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也不是矿源缺乏和战争的原因,而是对本民族传统葬俗的继承与发展。     

饕餮纹多变性研究

饕餮纹多变性的根源在于组成它的各器官的多变性。饕餮纹各器官的变形模式可总结为:不同形象同类器官间的置换,器官数量、位置、性质的变化,器官独立成纹以及器官兽化。这些变化模式突出表现了饕餮纹各器官的独立性和自由性。究其实质,独立性和自由性的根源在于这些器官来自不同的动物原型,通过分解—重组的模式将不同动物的器官集合于饕餮纹之上。而这些动物通常是与祭祀相关的牺牲和巫觋助手,它们具有人神媒介的特性,因而满足了青铜器纹饰用于沟通人神的需要。     

对《吕氏春秋》所载青铜器纹饰名称的几点看法

《吕氏春秋》中有五处记载了青铜器纹饰名称,分别是:饕餮、象、倕、窃曲、鼠,一般认为它们应曾存在于商周青铜器上.但通过与现存纹饰的对比可以发现,至今无法确定其中任何一种切实地存在于可见的青铜器上.一、《吕氏春秋》记载纹饰与现存纹饰的对比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吕氏春秋·先识览》)“有首无身”是《吕氏春秋》为“饕餮”纹所列的唯一特征,因此应作为“界说饕餮意义的根据”[1].但首位将“饕餮”一词用于命名一类青铜器纹饰的宋代学者吕大临却忽视了这点,他在《考古图》卷一“癸鼎”后写道:“癸鼎文作龙虎,中有兽面,盖饕餮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