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博物馆藏商代动物型玉雕

商代出土和传世品中的动物型玉雕种类繁多,造型各异,形象朴拙生动。动物型玉雕多见的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两种:一是商代玉器制作在夏代的基础上有很大发展,而动物型玉雕在整个玉器工艺中占重要地位;二是玉匠能仔细观察社会生活现象并和自己的艺术创造相结合。玉匠能娴熟地把握住各种动物的形体与习性特征,准确地雕琢出淳美动人的艺术佳作,以满足奴隶主豪华奢侈生活的需要。     

试析商代方国都邑与商王朝军事重镇的异同——以三星堆和吴城城址为例

三星堆和吴城城址是长江流域两个商代重要方国的都邑,二者平面布局、建筑特点和文化内涵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与商王朝的都邑与军事重镇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甚至在考古实践中还存在商代方国都邑与商王朝军事重镇不易区分的问题。本文以三星堆和吴城这两处明确的商代方国都邑为例,对比分析方国都邑和盘龙城城址等商王朝军事重镇的异与同,以期深化对商代政治地理结构的了解。     

商周东土夏遗与夏史探索

传世文献中存在《史记》系统与《左传》系统两种夏史体系,二者对于夏早期历史的记载,在叙事空间上一西一东,互不相协,而《史记》系统更受世人青睐,成为后世探索夏史的主要线索。梳理和考证商周时期夏遗的地理分布可知,诸姒之族主要在今山东省境内,姻亲中分布于鲁豫间者,占相当比例;与夏史相关的地与族,亦基本分布于山东及豫东、豫东北一带。《左传》夏史系统不仅与甲骨、金文中的地理线索合辙,也与其他传世文献相关记载互洽,值得重视。对夏文化源头及夏王朝早期史的探索,海岱地区及鲁豫交界地带也需充分关注。     

河南开封虎丘岗遗址商代遗存发掘简报

虎丘岗遗址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罗王镇王陈寨村,发现有较为丰富的商代文化遗存。除了存在明确的文化层堆积外,还清理出诸多灰坑,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角器等遗物。虎丘岗遗址商文化遗存延续时间较长,其中二里岗时期文化因素较为单纯,年代为二里岗文化下层二期偏晚阶段到上层二期;殷墟文化时期遗存属于“安邱堌堆类型”,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二至四期。其为豫东地区分布最偏西北的商代遗址,为研究该区域夏商时期的文化面貌、商族起源与商文化东渐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商代史族研究

本文根据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有关商代史族的记载,结合文献中薛国的记载,认为“史”应该是商代薛国的族氏铭文,山东前掌大墓地应该是薛国的贵族墓地。     

"中商文化"概念的意义及其相关问题

所谓中商文化就是商代中期文化。将商代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在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开始,但那个时候的早商文化,指的是洛达庙期(即二里头期) 文化,中商文化指的是二里冈期文化,晚商文化指的是殷墟期文化。当时还将成汤居亳到盘庚迁     

论商代青铜兵器的明器化现象

学术界对商代青铜器的研究向来以礼器为重点,关于兵器的研究相对较弱,更鲜有关注青铜兵器的明器化现象者。迄今为止,仅见刘一曼先生在论述安阳青铜礼器组合的问题时提及过。兵器作为战争的物化形式,自然以实用为第一目的。当商人随葬明器化的兵器时,其背后所蕴涵的意义是耐人寻味的,本文就这方面做初步的探     

新干大洋洲青铜容器的年代上限问题

新干大洋洲铜器群的年代问题曾经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其中歧说多集中在青铜容器的年代上。虽然有学者已经指出大洋洲铜器"既没有商代前期晚段的二里岗上层期的铜器,也没有商代后期殷墟二期以后的铜器",但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大洋洲青铜容器的年代属于年代跨度较大的不同时期,其主体年代属于殷墟文化第一期和以妇好墓为代表的殷墟文化第二期。     

“伯或征邵”与晚商沚族——兼论卜辞地名地理研究在古文字考释中的辅助作用

殷墟花园庄东地所出子卜辞,所记载的地名体系以两条交通路线为核心,第一条交通线中所涉及的商、■、卲、觞、剟和索诸地,基本属于商末征人方的经由地,可见花东卜辞所牵涉的地理范围是在今山东境内,其中自然包括"伯或征卲"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卲"。"伯或征卲"也即是武丁王卜辞中的"沚或征召",经考证可知,召地在今山东莱芜一带,而沚族则盘踞在鲁中柴汶与嬴汶之间,也即今泰安、新泰与莱芜交界地带。"沚或征召"事件,显然是武丁时期实施于东土的"以夷制夷"政策的一个折射。沚地范围的卡定,则为殷商早期■、土二方之乱的重新梳理与商代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地理依据。武丁王卜辞地名系统、花东子卜辞地名系统及商末王卜辞地名系统之间,存在大量的重叠现象,此于晚商政治地理的勾画复原以及商代古史的重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此外,卜辞地理的研究,亦有助于甲骨疑难文字的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