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源：走向民主和进步

解放前的北平市民都不会忘记：被蒋介石于1948年6月30日下令罢了官的何思源,于1949年初由南京飞回北平,冒着危险呼吁和平解放北平。1月17日,在他奔走、呼吁和酝酿的基础上,北平参议会议长许惠东召开了华北五省两市参议长代表及北平各界名流包括军队代表会议,各报社记者和中央社记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公推何思源等11人组成出城和平代表团,何思源为团长,并通电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要求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试论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内外进步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各种舆论普遍要求南京与西安采取克制态度,避免事态恶化,演变为大规模内战,损耗国家民族御侮实力,遏制了国民党内主战派的内战叫嚣,迫使国民党放弃了武力解决的企图,改取政治解决善后的方针;另一方面,各种舆论吁请张学良、杨虎城尽速释蒋回京,对促使张学良下决心释蒋并亲自陪蒋回京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张学良私人飞行员披露七十年前的一幕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统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采取行动,软禁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几十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和抗日的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12月25日,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时局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后的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向蒋介石发动兵谏的“西安事变”,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和平解决。但在事变之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却被逮捕,东北军群龙无首,杨虎城孤掌难鸣,又一次惊心动魄的事变也就不可避免了。     

《申报》报道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作为影响中国近现代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了前提，其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这一事件刚发生后，国内外反应不一，对这点我们从中国近代史上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可窥一斑。《申报》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及国内各界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为我们重构当时的历史原貌、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动提供了宝贵资料。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与南京政府内的讨伐派进行周旋,争取和平谈判的时间。宋美龄派端纳前往西安探明真相,并与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进行积极的沟通,帮助蒋介石转变其强硬立场,在各方力量博弈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宋美龄不仅因其蒋夫人的身份,更因其个人素养和能力,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国破为何不尽忠——记抗日名将何柱国

民国时期在号称将军之县的广西容县。众多将领中。何柱国上将可谓熠熠生辉。名声显赫的一员虎将：他是陈诚等众多国民党名将的保定军校教官;张学良视其为左右手。他在东北军大乱之际活捉了反叛的郭松龄、帮张学良稳定了东北军;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高压下打响了长城抗战第一枪;在红军长征到陕北遭受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困难之际。他给红军让道;“西安事变”中忠心拥护张学良实现和平解决事变。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危机应对

卢沟桥事变是一次严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涉外突发性事件。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危机,在做应战准备的同时谋求和平解决,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直至被迫进行全面对日作战。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危机应对,从总体上看符合当时的国情,捍卫了国家利益,顺应了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迫切要求抵抗外国侵略的时代潮流,应该予以中肯的评价。     

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研究

一战期间,欧美相关政治力量在通过建立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上,达成共识并进行了相关的筹划。一战后召开巴黎和会,协约国在借鉴一战期间关于国联各种构想的基础上,建立了国联及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但该机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国际政治的结构,加之在自身设计上存在很多漏洞,使得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在调处一战后国际争端中所发挥的作用有限。     

宋美龄：我能让张学良“迷途知返”

今年是西安事变75周年。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当事人和见证人,宋美龄在1937年由正中书局出版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对此事有一个详细的回忆。为给读者提供一个另外的视角解读西安事变,我们特选登部分内容,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