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至汉代宗庙形制的转变

据考古发现,周代宗庙整体坐北向南,院落内建筑呈“品”字形分布,其中主体建筑多为前朝后寝的“凹”字形,院落南墙正中有门塾,东、西墙或留侧门。西汉至新莽时期,宗庙整体平面为四向“回”字形,院落围墙四面各辟一门,中心建筑为四堂八个共一太室,其四面各开三门,有强烈的四时、五行色彩。从宗庙乐舞、月游衣冠礼制看,西汉诸帝庙形制基本相同,且袭自秦代。秦二世元年的宗庙改革是周至汉代宗庙形制转变的节点,礼县四角坪遗址反映了秦代祠庙类礼制建筑的结构布局。秦始皇所建极庙本为明堂,二世元年将其性质改为始皇庙,其形制又被汉庙继承,遂使秦代西汉宗庙具有一种“明堂式”风格。极庙的设计当以《吕氏春秋·十二纪》为蓝本,后者吸收、整合了战国时列国的月令明堂思想。     

周代前期用鼎制度新探

周代前期墓葬中的用鼎、簋情况具有多样性,存在至少两种用鼎制度。西周早中期受商文化的影响,随葬鼎的数量、形制不一。西周晚期形成了属于周文化的用鼎制度即列鼎、列簋制度,其中"公"级称谓国君随葬7列鼎、6或8列簋,"侯"级称谓的国君随葬5列鼎、4或6列簋。伴随列鼎、列簋制度的还有复古明器组现象的出现。这两种现象的产生正是在两周之际社会动荡变迁中,诸侯国贵族追求身份地位认同、社会等级规范化的结果。     

宗法、婚姻与周代政治——以青铜礼器为视角

青铜礼器是周代政治等级的象征物,同时又有特定用途。其用途大抵与宗法和婚姻有关,这从一个侧面提示了宗法和婚姻在周代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山东龙口市阎家店遗址发掘简报

1999年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龙口市博物馆对龙口市海岱镇阎家店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清理出灰坑、墓葬、窑址及房基等遗迹 ,出土了陶器、石器、铜器和瓷器等遗物 ,年代分属周代及宋金     

浅论商周青铜器的牛首装饰艺术

牛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有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和平安祥和之意。商周时期,牛一直是统治阶级祭祀祖先的供品。周代实行了列鼎制度,史载礼祭天子有九鼎,其中第一鼎就是专门用来盛放牛的。牛除了用于肉食、祭祀外,还被用于拉车服役。牛与殷商之族很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宜城市周代文化遗址调查简报(之三)

2007年11月,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联合宜城市博物馆在宜城境内进行第三次考古调查,重点踏勘了宜城北境、汉江西岸的周代文化遗存,探讨楚文化中心区域与其它地区的内在关系,考察楚文化发展、演变的轨迹。本次调查加深了我们对相关遗址大致年代和文化内涵的认识,对于促进楚国都城与疆域演变等课题的研究有一定帮助。     

江苏镇江大港双墩2号墩发掘报告

以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证实了在江南的广大区域内(主要是苏南、浙江及皖南等地)有一种独具特色的墓葬形式——土墩墓。这一墓葬形制在广阔的江南地区一流行就是两千多年。本期发表的《镇江大港双墩2号墩发掘报告》内容总体上属上述范畴,由于2号土墩墓(D2)历次被盗,所出遗物绝大部分来自地层,这对我们想通过随葬器物组合来研究D2的埋葬的规格、文化面貌带来了很大不便,该文的可取之处在发掘者通过逐层清理,对D2营造过程进行了还原,并通过与相距50米距离的D1进行比较,得出了D2属中原葬制与江南土墩墓相结合形制的结论,为江南土墩墓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江苏句容鹅毛岗土墩墓D2发掘简报

2011年8-10月,镇江博物馆等对句容鹅毛岗土墩墓群中的D2进行了发掘,D2保存完整,墩内发现了22座周代墓葬、4处器物群及红烧土等遗迹以及大量遗物,时代为西周末期到春秋中期。此次发掘,为江南土墩墓的发掘和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开拓了新的视野。     

古代阙门及相关问题

阙是我国古代设置在宫殿、城垣、陵墓、祠庙大门两侧标示地位尊崇的高层建筑物,因此也叫阙门或门阙。阙门起源于周代,历经汉唐,延续至明清,从未中断。随着各个时期社会历史情况的不同,阙门的形制亦代有演变。     

灯节与佛教关系新探

勿庸置疑,早在佛教传入中原之前很久,灯节最核心的因素已经存在。宋人开始把上元张灯与周代的庭燎相联系,近代学者多有响应。最近,曹飞先生对此论提出驳议,认为元宵节的狂欢功能与燎祭、庭燎的祭祀功能完全不同,可备一说。然而笔者认为,从祭祀到娱乐并没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灯节最早的源头,也许可以上溯到远古的巫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