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晋南史前玉器

早在1964年,山西黎城县后庄村广志山就出土过一件史前的神面纹玉戚。在山西,大量玉器的出土则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陶寺墓地发掘开始的,此后,随着对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发掘增多,玉器的     

敦煌社邑文书词语补释

敦煌社邑文书以记载晚唐五代至宋初民间社邑组织的各种社事活动为主,其中分布着大量社会生活方面的词汇。不少词语颇具时代性和地域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西北汉语的面貌。本文从中选取二十例略作训释,以扩大相关的研究成果。     

陕北、晋西北南流黄河两岸出土青铜器遗存的组合研究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陕北、晋西北的南流黄河两岸地区相继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青铜器。由于在这些青铜器遗存中既有典型的中原式青铜器,又有数量较多的北方系青铜器,所以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邹衡[1]、张长寿[2]、郑振香与陈志达[3]、戴应新[4]、刘军社[5]、吕智荣[6]、朱凤瀚     

河北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相关问题探讨

从1897年中国最早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算起,迄今为止,见诸公开报道的50多枚,其中河北出土6枚。本文主要对河北出土的拜占庭金币进行介绍,并通过对其纹饰与铭文的分析,指出其中的文化内涵及中外文化交流的相关问题。     

纸背文书所见清乾隆时期浙江奏销册的缀合与定名

芷兰斋所藏《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纸背文书为清康熙、乾隆时期形成的三种公文档案,其中一种为乾隆时期浙江省漕运钱粮奏销文书,共计143叶。这些以散叶形式存在的文书大致分为四组,可以连续缀合的部分累计达138叶,约占全部文书的97%,连缀比例之高在古文书散叶缀合整理中非常罕见。该种文书的造报主体为浙江省督理粮储漕务道,其中的钱粮征收年度是乾隆六年,钱粮起运年度是乾隆七年,造报年度是乾隆八年,具体造报月份则是该年的五月。文书的性质属于户部漕运类漕白征收子目类的“本折收支(支销)题销册”,具体定名应为《户部项下乾隆七年起运六年分见征漕白正赋存留本折支销钱粮题销文册》。该种文册作为新发现的一手资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清代浙江乾隆时期漕白征收类奏销册偏少的缺憾,也为追寻清代内阁大库黄册档案文献流失过程揭示了新方向。     

唐金背禽兽葡萄镜钙化锈的清除及研究

2002年西安市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东郊马家沟发掘了一座墓,从墓志知为唐都刺史闫智夫妇合葬墓。该墓出土的一枚金背禽兽葡萄菱花镜是目前国内少有的一枚宝镜,其金背上各种高浮雕式的动物造型生动逼真、神态各异,动植物纹饰精细华美,工艺精湛娴熟,当属出土器物中的罕见。     

洛阳伊川大庄唐墓出土铜镜年代及反映的文化交流

洛阳伊川大庄M3是洛阳地区不多见的出土器物甚丰的小型刀形墓。出土器物主要有镇墓兽、武士俑、文官俑、马、骆驼、罐、铜镜等,发掘者根据铜镜的流行年代将墓葬的年代确定于不早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然而根据墓内大部分器物特征,此墓年代应该在唐代早期,从而证明这种打马球的菱花镜早在唐代早期就出现。此铜镜体现了当时的文化思想和社会观念,折射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文明互鉴。     

敦煌汉简与简牍学的产生及新发展

敦煌汉简出土时间早、数量庞大,直接促成了近代简牍学的产生。其内容包罗万象、语言文字资料丰富,又为二十世纪简牍学的发展提供了资料支撑。进入新世纪后,在“融通汉唐”的史学潮流中,作为连接简牍学、敦煌学桥梁的敦煌汉简,将成为简牍学甚至整个出土文献学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的突破口,值得重视。     

古代官府下行文书“谕”之功用及体式探讨

“谕”在春秋时期就被用作传达天子命令的下行文书之一,此后各朝都有使用,明清两朝是谕文的兴盛时期,并一直被沿用到民国时期。其功用主要为传达上级对下级的通知、命令、训诫和指示等。但谕的功用和体式在不同朝代而有所差异,因此本文结合汉至清留存的谕文实物,对各朝谕文的功用、体式等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和研究,以期清楚地总结其功用和体式,探寻其演变的内在规律。     

千秋遗韵 万古风华——西汉至金代腰饰赏析

腰饰作为一种装饰在腰间的物品,是人类服饰的一部分。古人在摆脱茹毛饮血、树叶遮体的野蛮生活之后,便把兽皮、布料、盔甲等物件固定在身上,以抵御风寒和伤害,从而腰饰便成为人们穿着得体、彰显身份、提升美感的生活必备物品之一。从古至今,腰饰从简到繁、从朴素到奢华,承载着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服饰之美的理解和追求。文章遴选6件从西汉到金代这一时期的带钩、带銙和玉带,解读在这1000多年漫长时光里,腰饰所蕴含的礼仪制度、历史意义和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