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书斋札记（一）

顾颉刚先生大半生致力于《尚书》研究,成果丰硕。但也有失误,试举一例：     

浅议午亭山村

午亭山村(现名皇城或日黄城村),位于山西省阳城县东北20公里的樊山南麓,因清康熙皇帝御笔亲书而闻名,系康熙年间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的故居。     

玉面照至汉镜中

古时人们用水照面,铜器发明后,以铜盆盛水鉴形照影。《尚书》、《国语》、《庄子》等书中,提到过古人“鉴于水”,《说文·金部》释“鉴”为“盆”,因此,可以说盛水的盆（鉴）,就是最早的镜子。由于合金技术的出现,开始了使用铜和锡或银铅等制作铜镜的历史,将铜镜制成圆形或方形,其背面铸铭文饰图案,并陪钮以穿系,正面以铅锡磨砺光亮,可清晰照面。     

大明工部尚书河道总督张九德（上）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由甘肃进入宁夏,自南而北,几乎纵贯穿流宁夏全境。“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自古以来,就得益于黄河灌溉之利,大明庆靖王朱楮在其所撰《宁夏志》中指出：“黄河,自昆仑而来,……宁夏居人及军屯咸赖灌溉之力。”宁夏自古有“塞上江南”之美誉。然而,黄河也给宁夏人民带来过灾难。     

惠栋《尚书古义》的校勘方法及其特点

作为清代考据学吴派创始人的惠栋在校勘经书方法上独具一格.以《尚书古义》为例,惠栋汇集了不同版本,以对校为基础,从各类文献材料中广征博引,重视金石碑刻的利用与传世文献的比勘,以此可见其校勘方法之娴熟、考证功底之深厚.在惠氏汉学思想的影响下, 《尚书古义》校勘又有崇古尊汉,强调师法,缀次古义,鲜下己见等鲜明特色.以惠栋为首...     

敦煌经籍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读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

敦煌经籍文献是敦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知的敦煌经籍文献主要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九经,它们或为白文,或为注疏,抄写年代大多在六朝及唐五代,在辑佚、校勘、版本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文字学和音韵学的研究也极具意义.     

晚清桐城派学者杨琪光及其《尚书》学研究——以《经义寻中》为中心

宗经阐经作为桐城派古文创作和批评的核心,一直以来都被桐城派学者奉为圭臬。晚清桐城派学者杨琪光（1835—1890）在经学研究方面常为人所忽视,有《尚书文义》《百子辨正》《读史臆说》等著作传世。《经义寻中》是杨琪光读经笔记,论述既有古文风范,又发汉宋诸家所未发,尤其是对《尚书》篇章的品读。《经义寻中》从文章学角度品评了读《尚书》之法,其中“道”“德”“气”概念的运用是古文法与经学融合的体现。     

关于洪武18年吏部尚书余火气受诛问题的研究

洪武十八年,国子监助教金文徵欲排挤国子祭酒宋讷,以宋讷年老、受贿等因告之时任吏部尚书的同乡余火气,余火气信以为真,遂以年高为由劝宋讷退官,事发为太祖所杀。余火气受诛,表面上看是朱元璋认为他身为吏部尚书“专擅威柄”。实际上,朱元璋此时正欲借宋讷重振国子监,余火气的举动,在朱元璋看来就是想阻碍国子监制度的重建。此外,朱元璋废相后,统管官僚人事的吏部尚书是否滥用职权,又是朱元璋皇权防范的重点所在     

《星源集庆》及行辈用字

《星源集庆》是清代记载皇帝直系的玉牒。1661年(顺治18年)成立玉牒馆,由宗人府宗令、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等人分任正、副总裁,组织专门写作班子编修玉牒。各地方官负责调查核实户籍然后上报。爱新觉罗氏宗人对此事也极为关心,因为入册与否直接关系到每年领取饷银以及爵位、官职的承袭、婚丧嫁娶的赏赐等待遇,所以谁也不肯漏掉。     

从清华简《金縢》看《尚书》的传流及周公历史记载的演变

将新出清华简《金縢》与传世本及其他文献进行比较,可证成王即位时已为少年,"襁褓说"不能成立;周公"居东"为"避居"而非"东征"。汉代古文《尚书》较之今文《尚书》,更接近原初的《尚书》本。孔子没有删订过《尚书》,也没有作过《书序》。清华简《金縢》以"志"为名,表明公元前300年前后,《尚书》尚未成书。清华简本《金縢》所记周公事迹最为素朴,应是较早记载周公历史的史籍。今传本《尚书》应不是汉代的《古文尚书》本,或根据今文说改造过。《史记·鲁周公世家》材料来源芜杂,其关于周公历史事迹的记载存在诸多错乱之处。简本《金縢》与《史记》关于周公历史记载的差异,反映了周初特别是周公历史在战国至秦汉时期不断层累叠加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