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阳《东京胜严寺彦公禅师塔铭》补议

经过研究认为,辽阳博物馆藏的一方金代塔铭主人不是彦公,而是塔铭记载的澄公。塔铭记载内容客观反映金代东京辽阳地区渤海遗民群体崇信云门宗的历史信息,是研究金代东北地区佛教传播难得的珍贵材料。塔铭被损坏遗弃于井中推测是与金末辽东地区战乱有关。与此同时,对其他学者已发表文章中的部分观点进行尝试性更正和补充。     

心道与民国时期凉州佛教的复兴

学界对古代西北地区佛教研究较多,成果颇丰.民国时期,距今虽然很近,但人们却往往不太关注,典型例子就是心道与凉州地区佛教的关系.曾经极度繁盛的凉州佛教民国时期已趋于衰落,这种状况因心道在凉州弘法才得以好转,当地佛教迎来了短暂复兴.心道在凉州地区的弘法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当地佛教向近代佛教转变,是民国时期佛教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莫友芝信札中的那些人和事(之二)

自桐事起,八月十六、七两日即严城禁,从此闭城固守。廿三日,陶石卿、宝玉泉轻出阵亡,甚为可惜!自是近城五里,山中无处非贼。廿八日,贼攻西南城,城上枪炮杀一贼首,杀贼数十人,此后贼无日不窥城者,赖各处兵到渐多,城乃可守。所来各官中,唯韩南溪一人精悍斩截,最能办事。至九月十日以后,城中兵连出驱贼,皆有小胜。提军十四日已打通丰乐桥路,入城相视,至晚而丰乐一路复塞,遂宿城中,不能还其忠     

浅议集体化初期模范村庄的塑造——以1951至1960年山西曲沃杨谈为中心

集体化时期,中共中央为推进政令,鼓励先进,开始吸取抗日根据地时期树立典型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广树典型,以先进带后进,推动社会主义进程。当时有全国典型看山西,山西典型看东南的俗语。杨谈是在集体化运动中山西较早树立的劳动生产典型之一,在1961至1965年间因棉花生产上的突出成绩闻名全国。本文旨在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出发,围绕农村基本政权建设中存在的典型塑造和模范塑造问题,通过分析杨谈在1951年至1960年间所经历和发生的事件,试图从中发现国家权力的持续深入对乡村本身的影响以及村庄典型的塑造过程。     

《周易》“噬肤”发覆

《周易·噬嗑》卦记载了中国早期商业活动和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办法,六二"噬肤,灭鼻"讲的是商人因违背"禁令"而受到了割鼻的处罚。《睽》卦六五中的"厥宗噬肤"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光彩的事情,《象传》将"厥宗噬肤"视为"有庆"的兆头,是错解了经意。     

元明之际唐诗系谱建构的观念及背景

宗唐复古是近世文学史上的重要思潮,代表了诗文领域重新体认传统所建立的主流审美理想。本文以严羽诗论与杨士弘、高棅唐诗选本对盛唐的标举,以及由此展开唐诗正变的区分、条理为样例,探究元明之际如何在地域文学与馆阁文学的互动中,一步一步实现以音律与世次为中心的唐诗系谱建构之历程及其内在理路,进而显现其引领明清诗学基本走向的文学史意义。     

二里头文化时期渭河流域的文化变迁——从"老牛坡类型远古文化"遗存谈起

“老牛坡类型远古文化”遗存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其主体属于客省庄文化的范畴,在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时,这类遗存受到了二里头文化和东下冯文化的影响。     

杂技之乡东北庄

清末时期的“乔家班”让河南濮阳东北庄成为有名的杂技之乡。先人们将杂技这种“骨气艺术”深深渗入村人的血脉里,在田间巷头．屋里屋外,随便一个村民都能耍上几招,借助杂技艺术住村子里广泛的群众基础,“乔家班”的后人们又将传统的家庭传授方式加以改变,让更多的东北庄人的登上了国内、国外的杂技舞台。     

论商代家族的亲属结构关系

本文采现代西方人类学家的亲制学说,以及中国传统的亲制论述,作为分析商人亲属关系的参考架构。两代商人间的血亲组织可以“双系多父多母家庭”来命名,商人三代及超过三代以上的父系继嗣组织分成“族、宗、姓”三级;族人,宗人间的亲属关系乃依据系谱,但是同姓间的亲属关系则可以是设定的或假定的。商人的母系只有两代的深度,且因为商人施行同姓双边交表婚,使商人在子女这一代,多出了“生”这种亲类,为后世所无。     

《汉书·儒林传》“梁丘易”传承祛疑

今本《汉书·儒林传》叙梁丘易之授受,于五鹿充宗之师承未作说明,致使梁丘易之传承不能链接。过去,有学者认为《汉书》"(梁丘)临代五鹿充宗君孟为少府"之"代"当作"授"字,或以为"传"字之讹。本文从事理、文理、语例、史实及书证等方面进行细致剖析,进一步确认梁丘临与五鹿充宗为师徒关系而非前后任的替代关系,否定此处"代"为"授"字或"传"字之讹,更不可能是后人误改,考定此处并非字误而实为脱文,过去令人置疑的"代"字原是五鹿充宗之籍贯,"代"上当据《经典释文》及《儒林传》文例增补"授"字。如此,梁丘易之师法传承始环环相扣,明白无疑。